第1章
百万人口的台北，有四十多路公共汽车，其中最有名的该数零南路了。跑这一路的车子，司机、售票员在乘客眼中都是比较好的。公车处凡有什么新花样，像装扩音器到站报名、礼貌运动、特选南部优秀售票员参加服务，都要先拿到零南路上来表演一番。这可能是由于零南路的所经路线，都是台北市有名的马路。“介寿馆”“行政院”“立法院”“监察院”，还有“司法部”“财政部”“内政部”这些大衙门都在这条路线上，或许因为观瞻所系，或许因为“国会议员”和高级官员兴之所至，也常有搭零南路车的机会，所以公车处不敢怠慢。
如果要再找一个理由，那一定是为了尊重台湾大学的缘故。零南路公车等于台大的校车，几千学生上学、放学，到西门町看电影顺便谈恋爱，一车来，一车去，干干净净，文文雅雅。他们不像小学生那样鬼吵鬼闹，也不像中学生那样晃荡着大书包横冲直撞，有时还尽找售票员的麻烦。他们是公车处的好主顾。
新学年开始不久，十月初的天气，依然骄阳似火。下午四点钟正热的时候，街上行人稀少，零南路台大站上，也只有疏疏落落五六个乘客，章敬康排在最后。
从公馆方向来的车子到了站，车上乘客并不算多，但因天热，每一个人坐下来以后，都扩张了自己的空间，所以等章敬康上车，只剩下了靠门的一个座位，被他毫不迟疑地占据了。
坐下来一转脸，他才看到他后面还有一位乘客，是个很漂亮的女孩。她扶着车门旁边铝质的柱子，很悠闲地哼着一支舞曲。声音极轻，可是他跟她的距离到底是太近了，仍能听得相当清楚。对于热门音乐，他不算门外汉，一下就听出来那是最近正流行的，白潘（即帕特·布恩，美国歌唱家——编者注）的一支新歌。
在极短的时间以后，他忽然惊觉，满车的人都有座位，独让一个女孩子这样站着，是一个令人很看不下去的场面。这样想着，他已站了起来，让开一步，左手握着原本的凯恩斯的《经济问题》，右手挂在吊杆上，眼睛斜过去向她看了一下，好像在问：“为什么不坐下来？”
她抛过来一朵甜笑，一直等坐下来还仰视着他，明亮的眼中涌现着欣赏和感谢。
他倒被她看得有些不好意思了。同时他也觉得这是一件太小太小的事，不值得她付出那样多的感谢，因此觉得有些不安，便把眼睛转向窗外，装作无所谓的样子。
可是他心里实在放不下，他无法不去看她，于是拿手帕擦擦汗，翻一翻书，想出许多小动作，目的只是便于扭过头去偷觑她一眼。
而每看一次，他都得到极大的满足。那是快感还是美感，他弄不清楚，或许快感是由美感所生，他也无法去细辨，只是每一次视线离开她以后，立即又想再看她一眼。
“南海路！”售票员在喊。
他身子动了一下，眼睛望着车门，正有几个乘客上车。这给了他一个考虑的机会，他原来是准备到中央图书馆去的，南海路正是他该下车的地方，但现在他似乎有些恋恋不舍了。
乘客已经上了车，售票员却未关门，并且注视着他。他知道她已经发现他准备下车，特地在等他，这便不容他再做任何考虑，慌慌忙忙地下了车。
铃声一响，汽车很快地远去了。他才发现自己觉得非常不对劲，好像失落了一样心爱的东西，而又记不起是如何失落的。
这份怅惘空虚的心情，一直带到中央图书馆。他对于他自己所做的一切，是怎样去到了目的地，借了些什么书，都不甚了了，眼睛倒是一直停在书上，也一直在往下读，然而一个字也没有读到脑子里去。这样直到天黑，他才如梦初醒，看一看自己借来的那本《数学经济》，翻在第四页上，而印象中记得已读到第二十七页，是什么时候翻回来重读的呢？想想，连自己都觉好笑了。
抬头一看，壁上的电钟指着七点十分，他有些着急，回家的时间太迟了。
这使他暂时抛开了一切的胡思乱想，加紧脚步，赶回家去。
果然迟了，饭菜已经摆在桌上。他的父亲坐在堂屋里的藤椅上，也不看报，也不喝茶，抱膝凝望，似乎很无聊地在等他。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章老先生用带着爱怜的口吻责备他。
“我在中央图书馆看书。”
“看书也该记得时间啊！天黑了，你都不知道？”
“爸爸，你不该说他。”章敬康的大嫂陶清芬正从房里出来，笑着帮他说话，“老二看书看得废寝忘食，你老人家不夸奖他几句反埋怨他，连我都不服气。”
章老先生沉默着。章敬康脸上却有些发烧，他是个很诚实的人，本无意说假话，但这时自然也不便说穿，是为了一个萍水相逢的女孩子而神魂颠倒，只好默不作声。
“吃饭吧，菜都快冷了。”陶清芬说。
“大哥呢？”这时他才发现他哥哥章敬业不在家。
“有应酬，不回家了。”
于是大家一起坐下来吃饭。陶清芬一面照料她五岁的儿子台生，一面不住地看章敬康的手。章敬康觉得有些诧异，看看自己的手上和身上，并没什么异样啊！
“大嫂！”他终于忍不住发问，“我什么地方不对？”
“我在想，”陶清芬看着她公公说，“老二该再买块表才行。”
原来如此，他不由得向陶清芬报以感激的一瞥。他原有一块手表，是他考上大学那一年，他父亲用年终奖金买给他的，不想上学期在水源地游泳丢掉了。半年来没有表真不便，可是他知道家里的经济情形，何况，本来有表，却是他自己丢掉的，更不便再开口提出买表的要求。现在，陶清芬替他把心里的话说了出来，自然会使他感到非常欣慰，并且由衷的佩服——到底是贤惠的主妇，对家里每一个人，都是那样体贴得无微不至。
然而，他也有一些担心，怕他父亲会想起他丢表的事而责备他，哪知完全不然。
“我也想到了。我们那里马上要办钟表的分期付款，我替老二买一块。”章老先生又说，“要毕业了，起码也还要做套西服，让我来想办法。”
“不！”充满了欢喜感激之情的章敬康抢着说，“离毕业还有一年，而且要受预备军官训练，根本用不到什么整套的衣服。”
“傻话！”做父亲的说，“大学毕了业，就算踏入社会了，哪可以一套出客的衣服都没有？只要你自己努力，将来能够自立，这些踏入社会的准备工作，我跟你大哥总会替你想办法的。现在只要你用功上进，别的什么都不用你管。”
章敬康记住了他父亲所说的每一个字。饭后和他的小侄儿玩了一会儿，随即回到他自己的房间，开始自修。
一走进那间六席大的书房兼卧室，只见一片溶溶的月色，从木格窗中透进来，洒在地上，形成一种很新奇醒目的黑白图案。他不忍开灯破坏了它，坐在窗前的藤椅上，静心欣赏。窗外是幽静的小院子，种着木瓜和凤凰木，秋来依然枝叶扶疏，微微的西风不时飘过，带来了秋天特有的沁人心脾的爽气和凉意。
然而他的心头却还另有一种温暖的感觉。想到刚才饭桌上父亲和大嫂的话，他情不自禁地哼起了Sweet Home那支曲子。
他的家庭并不富有，甚至离小康的程度都还有一段距离。父亲是中级官员，坚守岗位，三十年如一日。兄弟两个，大哥敬业走了他父亲的路子，也是个标准的公务员，结了婚仍旧和家人住在一起。母亲故世已经十年了，幸好大嫂贤惠能干，一手主持中馈，把整个家撑了起来。他父亲常向亲友们夸奖说：“清芬是我们家的栋梁。”他完全同意他父亲的看法。
虽然章敬康没有较好的物质生活，也没有母亲，但他仍旧感到非常幸福，因为他一直生活在爱的煦育中。父亲的管教似乎有些严厉，大哥对他也拿出做长兄的气派，可是他们永远在关注着他，而且也非常尊重他，就像他考大学时，父亲主张读理工，大哥建议念外文，结果他仍旧按照自己的志愿，选了经济系。
大嫂更不必说，他是她一手带大的。“长嫂如母”，他充分了解这句话的含义。也因为有了大嫂的“母爱”，才平衡了父兄出于爱人以德的督责。他知道家庭对于他的期望，每年的学费对于这个清苦的家庭来说是一笔沉重的负担。尽管父亲戒了酒，大哥舍不得看电影，大嫂在菜场里买几个萝卜都得斤斤计较，而对他的供应和要求，总是尽量使他满足。这是为了什么呢？为了鼓励他上进。
这样想着，他便懂得了他现在要做的是什么，立刻开了灯，专心致志地把每一分精力都投注在他的书本上。
“老二，十一点了。”是陶清芬的声音。
竟十一点了，他惊讶时间过得好快，但今夜读书的兴趣十分浓厚，便应了一声，仍旧埋头在书本上。
“明天你第一堂有课，洗了澡早些睡吧！”陶清芬站在门口又说。
“不要紧。”
“绿豆汤在厨房里，你吃了吧！夜深了。”
他心想，如果不睡，大嫂一定会因惦记着他也睡不着，一会儿起来看看，一会儿催促他一两句，何苦闹得她不安宁？
“好了，大嫂你请回去吧！我也要睡了。”
他真的喝了绿豆汤，洗完澡就回房睡觉。关上灯，月光斜照到床前，他睁眼看着，一点睡意也没有。
“这时她会在做什么呢？也像我一样在看月亮？”
他忽然想到了那个女孩。但他马上警觉到，自己应该把全副精神放在课本和毕业论文上，绝不容许为她而分心。于是他强迫自己把思维转到经济学上的许多问题中去，但那就像把一个过大的枕芯塞到较小的枕套中去一样，这面揿下去，那面鼓出来，他的任何排斥她于头脑以外的努力，都归于无效。
一赌气，他索性听任自己去幻想。于是，刚见面的她，完完整整地呈现在他面前了。
她穿着海军蓝的牛仔裤，脚下一双男人穿的“懒佬鞋”，修长的双腿托着纤细的腰，上身一件极短的淡蓝衬衣，左襟绣着一朵含苞待放的玫瑰，衬衣下摆像海盗装束似的扣着一个蝴蝶结，这样腰围就更显得小，而胸部又嫌有些夸张了。但他看得很清楚，鼓起在衬衣下面的胸部，并非虚有其表，它确有着充实的内容，虽不像成熟的少妇那样丰满，可绝不是“奥德丽平原”。那么应该是怎么样一种美妙的面和点的组合呢……
他忽然觉得脸上发起烧来了。他谴责着自己，不应该净往这方面去幻想，那代表的是肉欲，对圣洁的处女来说是不可原谅的亵渎。
于是，他使“视线”上移，沿着象牙色的长长脖子看到她的脸。
她的脸孔是无法归纳为哪一类型的，只有上帝挥动画笔，才能描绘出那样神奇的线条。大致说来，她是鹅蛋脸，一种代表善良、温柔、热情，能使人觉得易于亲近的脸型。那小巧的嘴、端正的鼻子、一弯新月似的眉毛，无不配置得恰到好处。尤其是那双明亮的眼睛，流盼之间，闪耀着钻石一样的光芒，如说它是“灵魂的窗子”，这就是一面能令任何人驻足仰望的窗！
然而，如果没有她的专为他而发的笑容，那么她在他不过像一幅达·芬奇的画，或者米开朗基罗的雕像，只有艺术欣赏上的意义。
他曾有过好几次在公共汽车上，让座给女同学或别的女孩子的经验。她们的反应多半太矜持，欠大方；当然也有含笑致谢的，但那常是不成熟的礼节下的笑容，看起来并不美。像她那样，纯粹出乎自然的毫不羞涩的甜笑，他真还是第一次见到。
他又想起她那双令人永远难忘的眼睛，仰望着他，充满了善意。“她是不是想跟我说话呢？”他想，“是的，她一定是的。只因为自己太笨，当时竟未看出来，辜负了她的难得的好意。”
“真该死！”他捶着床沿，深切地痛悔着。
他内心更放不开她了。一连串的问题浮现在他脑际：她叫什么名字？住在什么地方？家里是怎样的情形？在哪个学校念书……
这些问题比经济学上资本的形成、经济成长的过程、国民所得和购买力的关系等问题，要有趣得多。他试着去寻求各种可能的答案，然后自己选中了一种比较合理的情况。他想：她应该有一个很美丽的名字，多半是单名；家庭环境一定很好，但也不会是特别富有的人家；弟兄很多，而她是父母所宠爱的独生幼女；她的年龄不是十六，定是十七，不可能是大学生，而且她也没有一进大学的窄门便自以为是“大人”了的那种女孩子的派头；可是她也不会是专啃书本最为老师所欣赏的学生，所以不像在哪个校服穿得像邮差的女中念书，看她那种打扮和毫不做作的神态，很可能是美国学校的学生。
这些猜测并没有什么有力的根据在支持，而他自信是非常正确的。唯一使他无法去猜的是她的住址。当然住在高等住宅区，那是不消说的，问题在台北有许多高等住宅区，不知是哪一个？
“可能是在零南路线上。”他想。
这是一种极其合理的猜测，也是他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
从此，他每天在零南路上，以至任何一辆公共汽车上，只要一想到，必定很仔细地搜索一番，希望能再见她一次。
一天复一天，她的踪迹杳然。每当他濒临绝望的边缘时，他必定重复诵念着“信心产生奇迹”这句话，重新鼓起勇气，继续从事他那大海捞针般的搜索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