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伏见馆
鲁迅往日本留学，头一次往东京是在壬寅（一九〇二）年二月，至丙午（一九〇六）年夏回乡结婚。秋天再往东京，这里所说的是第二次的事情。那时他已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中途退了学，住在本乡区汤岛二丁目的伏见馆里，房间在楼上路南这一排的靠近西端，照例是四张半席子大小，点洋油灯，却有浴室，大概一星期可以有两次洗浴，不另外要钱（本来外边洗浴也不过两三分钱）。这公寓的饭食招待不能算好，大抵还过得去，可是因了洗浴的缘故，终于发生纠纷，在次年春间搬了出来了。鲁迅平常看不起的留学生第一是头上有“富士山”（辫子盘在头上，帽顶凸出之雅号）的速成科，其次是岩仓铁道明治法政的专门科，认定他们的目的是专在升官发财的，恰巧那里的客有些是这一路的人，虽然没有“富士山”的那么面目可憎，却是语言很是无味，特别是有一个他们同伴叫他法豪的，白痴似的大声谈笑，隔着两间房听了也难免要发火。尤其是他们对于洗浴有兴趣，只要澡堂一烧好，他们就自钻了进去，不依照公寓的规则，那时鲁迅是老房客，照例公寓要先来请他，每次却都被法豪辈抢了去，他并不一定要先洗，但这很使他生气，所以决心移到别处去了。
二 中越馆
鲁迅第二次寄居的地方仍在本乡，离伏见馆不远，叫作东竹町，原是一家人家，因为寄居的客共有三人，警察一定要以公寓论，所以后来挂了一块中越馆的招牌。主人是一个老太婆，带了她的小女儿，住在门内一间屋里，西边两大间和楼上一间都租给人住，地点很是清静，可是房饭钱比较贵，吃食却很坏。有一种圆豆腐，中间加些素菜，径可两寸半，名字意译可云素天鹅肉，本来也可以吃，但是煮的不入味，又是三日两头的给吃，真有点吃伤了，鲁迅只好随时花五角钱，自己买一个长方罐头腌牛肉来补充。那老太婆赚钱很凶，但是很守旧规矩，走进屋里拿开水壶或是洋灯来的时候，总是屈身爬着似的走路。这爬便很为鲁迅所不喜欢，可是也无可奈何她。那小女儿名叫富子，大概是小学三四年级生，放学回来倒也是很肯做事的，晚上早就睡觉，到了十点钟左右，老太婆总要硬把她叫醒，说道：“阿富，快睡吧，明天一早要上学哩。”其实她本来是睡着了的，却被叫醒了来听她的训诲，这也是鲁迅所讨厌的一件事，好在阿富并不在乎，或者连听也不大听见，还是继续她的甜睡，这事情就算完了。
三 中越馆二
在中越馆里还有一个老头儿，不知道是房东的兄弟还是什么，白天大抵在家，屋角落里睡着，盖着一点薄被，到下午便不见了。鲁迅睡得很迟，吃烟看书，往往要到午夜，那时听见老头儿回来了，一进来老太婆便要问他今天哪里有火烛。鲁迅当初很觉奇怪，给他绰号叫“放火的老头儿”，事实自然并非如此，他乃是消防队了望台的值夜班的，时间大概是从傍晚到半夜吧。这公寓里因为客人少，所以这一方面别无问题，楼上的房客是但焘，他是很安静的，虽然他的同乡刘麻子从美国来，在他那里住了些时，闹了点不大不小的事件。有一天刘麻子外出，晚上没有回来，大门就关上了，次早房东起来看时，门已大开，吓了一跳，以为是着了贼，可是东西并没有什么缺少，走到楼上一看，只见刘麻子高卧未醒，原来是他夜里并未叫门，不知怎么弄开了就一直上楼去了。又有一次，拿着梳子梳发，奔向壁间所挂的镜面前去，把中间的火钵踢翻了，并不回顾，还自在那里理他的头发，由老太婆赶去收拾，虽然烧坏了席子，总算没有烧了起来。不久他离开中越馆，大概又往美国去了吧，于是这里边的和平也就得以恢复了。
四 中越馆三
东竹町在顺天堂病院的右侧，中越馆又在路右，讲起方向来，大概是坐北朝南吧。鲁迅住的房子是在楼下，大小两间，大的十席吧，朝西有一个纸窗，小的六席，纸门都南向，人家住房照例有板廊，外边又有曲尺形的一个天井，有些树木，所以那西向的窗户在夏天也并不觉得西晒。平常有客来，都在那大间里坐，炭盆上搁着开水壶，随时冲茶倒给客人喝。大概因为这里比较公寓方便，来的客也比以前多了，虽然本来也无非那几个人，不是亡命者，便是懒得去上学的人，他们不是星期日也是闲空的。这里主要的是陶焕卿，龚未生，陈子英，陶望潮这些人，差不多隔两天总有一个跑来，上天下地的谈上半天，天晴雨雪都没有关系，就只可惜钱德潜那时没有加入，不然更要热闹了，他也是在早稻田挂名，却是不去上课的。谈到吃饭的时候，主人如抽斗里有钱，买罐头牛肉来添菜，否则只好请用普通客饭，大抵总只是圆豆腐之外一木碗的豆瓣酱汤，好在来访的客人只图谈天，吃食本不在乎，例如陶焕卿即使给他一杯燕菜他也当作粉条喝下去，不觉得有什么好的。在这四五年中间，中越馆这一段虽然过的也是穷日子，大概可以算是最萧散了吧。
五 伍舍
假如不是许寿裳要租房子，招大家去品住，鲁迅未必会搬出中越馆，虽然吃食太坏，他常常诉苦说被这老太婆做弄（欺侮）得够了。许寿裳找到了一所夏目漱石住过的房子，在本乡西片町十番地乙字七号，硬拉朋友去凑数，鲁迅也被拉去，一总是五个人，门口路灯上便标题曰伍舍，鲁迅于一九〇八年四月八日迁去，因为那天还下雪，所以日子便记住了。那房子的确不错，也是曲尺形的，南向两间，西向两间，都是一大一小，即十席与六席，拐角处为门口，另有下房几间，西向小间住了钱某，大间作为食堂客堂，鲁迅住在南向小间里，大间里是许与朱某，这一转换不打紧，却使得鲁迅本来不宽裕的经济更受了影响，每月入不敷出，因为房租增加了，饭食虽是好了，可是负担也大，没有余力再到青木堂去喝杯牛奶果子露了。这样支撑着过了年，同居人中间终于发生了意见，钱朱二人提议散伙，其余三人仍在一起，在近地找了一所较小的房屋搬了过去，还是西片町十番地，不过是丙字十九号罢了。在乙字七号虽然住了不到十个月，但也有些事情可以记录，这且在下一次再说吧。
六 校对
鲁迅那时的学费是年额四百元，每月只能领到三十三元。在伍舍居住时就很感不足，须得设法来补充了。译书因为有上海大书局的过去经验，不想再尝试，游历官不再来了，也没有当舌人的机会，不得已只好来做校对。适值湖北要翻印同文会所编的《支那经济全书》，由湖北学生分担译出，正在付印，经理这事的陈某毕业回去，将未了事务托许寿裳代办，鲁迅便去拿了一部分校正的稿来工作。这报酬大概不会多，但没有别的法子，总可以收入一点钱吧。有一处讲到纳妾的事，翻译的人忽然文思勃发，加上了许多话去，什么小家碧玉呀，什么河东狮吼呀，很替小星鸣其不平，鲁迅看了大生其气，竟逸出校对范围之外，拿起红墨水笔来，把那位先生苦心写上去的文章都一笔钩销了。平常文字有不通顺处也稍加修改，但是那么的大手术却只此一次而已。担任印刷的是神田印刷所，派来接洽的人很得要领，与鲁迅说得来，所以后来印《域外小说集》，也是叫那印刷所承办的。鲁迅给《河南》杂志写文章，也是住在那里时的事情。
七 青木堂
青木堂在东大赤门前东头，离汤岛很近，夏天晚上往大学前看夜店，总要走过他门口，时常进去喝一杯冷饮。那时大概还不时行冰激淋，鲁迅所喝的多是别一种东西，用英语叫作密耳克舍克，可以译为摇乳吧，将牛乳鸡蛋果子露等放玻璃杯内，装入机器里摇转一会儿，这就成了。那里有各种罐头瓶头，很是完备，鲁迅常买的不过是长方罐的腌牛肉，只有一回买过特别货色，是一个碗形的罐，上大下小，标题土耳其鸡与舌头，打开看时，上面是些火鸡的白肉，底下是整个的牛舌头，不，整个怕装不下，或者是半个吧？鲁迅对于西餐的“冷舌头”很是赏识，大概买的目的是如此，却连带的吃了火鸡，恐怕也就只是这一次罢了。价格是一元半，在那时要算是很贵了。此外又买过两次猪肉的“琉球煮”，其实煮法也不特别，大抵同中国差不多，其不搁糖的一点或者更与绍兴相似，但是后来就不见了，原因当是不受主顾的欢迎。多年之后看到讲琉球生活的书，说那边的厕所很大，里边养着猪，与河北定县情形相同，二者都有中山之称，觉得很是巧合，但也因此想到那“琉球煮”的猪肉不能销行，未必不与这事无关。孙伏园昔在定县请客吃猪肚，经他的大世兄一句话说穿，主客为之搁箸，正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八 学俄文
鲁迅学俄文是在一九〇七年的秋天吧，那时住在中越馆，每晚徒步至神田，路不很远，次年春迁居西片町，已经散伙，实在路远也不能去了。这事大概是由陶望潮发起，一共六个人，其中只有陈子英后来还独自继续往读，可以看书，别的人都半途而废了。教师是马理亚孔特夫人，这姓是西欧系统，可能是犹太人，当时住在日本，年纪大约三十余岁，不会说日本话，只用俄语教授，有一个姓山内的书生（寄食主人家，半工半读的学生），是外国语专门学校的肄业生，有时叫来翻译，不过那些文法上的说明大家多已明白，所以山内屡次申说，如诸位所已经知道，呐呐的说不好，来了一两天之后便不再来了。大家自己用字典文法查看一下，再去听先生讲读，差不多只是听发音，照样的念而已。俄文发音虽然不算容易，总比英语好，而且拼字又很规则，在初学只是觉得长一点，不知怎的有一位汪君总是念不好，往往加上些杂音去，仿佛起头多用“仆”字音，每听他仆仆的读不出的时候，不但教师替他着急，就是旁边坐着的许寿裳和鲁迅也紧张得浑身发热起来，他们常玩笑说，上课犹可，仆仆难当。汪君是刘申叔的亲戚，陶望潮去拉来参加的，后来在上海为同盟会人所暗杀，那时刘申叔投效在端方那里，汪君的死大概与此有关。
九 民报社听讲
鲁迅住在东竹町的时候，由陶望潮发起，往神田到一个俄国女人那里学俄文，因学费太贵（其实也只每月五元）而中止，在伍舍时由龚未生发起，往小石川到民报社请章太炎先生讲《说文》，到了伍舍散伙时，那一班也几乎拆散了。结果是钱某走了，搬到丙字十九号的三人还继续前去，可是这也没有多久也就中止，因为许寿裳与鲁迅于四五月间陆续回国，往杭州两级师范学堂去当教员。鲁迅所担任的生理学，有油印讲义尚存，许寿裳为题字曰“人生象学”，学字右边有反文，一眼看去像是教字。那时的校长（大概是称作监督吧）是沈衡山先生，他是浙江前辈翰林，可是对人非常谦恭，说话时常说“钧儒以为”怎么样，后来鲁迅还时常说及这事。教员有好些是太炎的学生，民国成立后多转入浙江教育司办事，初任司长也就是沈衡山，有一部人则跟了蔡孑民进了教育部，如许寿裳，鲁迅均是。在教育司的人逐渐向北京走，进了高等师范和北京大学，养成许多文字音韵学家，至今还是很有势力。养成学者是好事情，但是展转讲学，薪传不绝，而没有做得出总结来，使文字学研究有一个结果，让不预备专攻深入的人，能够知道大略，这也可以说是一个缺陷吧。
一〇 民报社听讲二
往民报社听讲《说文》，是一九〇八至九年的事。太炎在东京一面主持《民报》，一面办国学讲习会，借神田的大成中学讲堂定期讲学，在留学界很有影响。鲁迅与许寿裳与龚未生谈起，想听章先生讲书，怕大班太杂沓，未生去对太炎说了，请他可否星期日午前在民报社另开一班，他便答应了。伍舍方面去了四人，未生和钱夏，朱希祖，朱宗莱都是原来在大成的，也跑来参加，一总是八个听讲的人，民报社在小石川区新小川町，一间八席的房子，当中放了一张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学生围着三面听，用的书是《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的讲下去，有的沿用旧说，有的发挥新义，鲁迅曾借未生的笔记抄录，其第一卷的抄本至今尚存。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学生却极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样，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着一点泥鳅须，笑嘻嘻的讲书，庄谐杂出，看去好像是一尊庙里的哈喇菩萨。中国文字中本来有些素朴的说法，太炎也便笑嘻嘻的加以申明，特别是卷八尸部中尼字，据说原意训近，即后世的昵字，而许叔重的话很有点怪里怪气，这里也不能说得更好，而且又拉上孔夫子的尼丘来说，所以更是不大雅驯了。
一一 民报案
在往民报社听讲的期间，《民报》被日本政府所禁止了。原因自然由于清政府的请求，表面则说是违反出版法，因为改变出版人的名义，没有向警厅报告，结果是发行禁止之外，还处以百五十元的罚金。《民报》虽说是同盟会的机关报，但孙中山系早已不管，这回罚金也要章太炎自己去付，过期付不出，便要一元一天拉去作苦工了。到得末了一天，龚未生来找鲁迅商量，结果转请许寿裳挪用了《支那经济全书》译本的印费一部分，这才解了这场危难。为了这件事，鲁迅对于孙系的同盟会很是不满，特别后来孙中山叫胡汉民等在法国复刊《民报》，仍从禁止的二十四期起，却并未重印太炎的那一份，而是从新写过，更显示出他们偏狭的态度来了。《民报》的文章虽是古奥，未能通俗，大概在南洋方面难得了解，但在东京及中国内地的学生中间力量也不小。太炎的有些文章，现在收在《章氏丛书》内，只像是古文，当时却含有革命意义的，鲁迅的佩服太炎可以说即在于此，即国学与革命这两点。太炎去世以后，鲁迅所写的纪念文章里面，把国学一面按下了，特别表彰他的革命精神，这正是很有见地的。知道太炎的学问，把他看作旧学的祖师极是普通，称赞他的革命便知道的更深了，虽然如许寿裳那么说他是国民党二杰之一，那也是不对的。
一二 蒋抑卮
鲁迅移居西片町后，来客渐稀少，因为路稍不便，离电车站大概有两里路，而且房间狭窄，客室系公用，又与钱某住房连接，所以平常就不去使用它。丙字十九号也是差不多的情形，但那时却来了不速之客，是许寿裳鲁迅的友人，主人们乃不得不挤到一大间里去，把小间让出来给客人住。来者是蒋抑卮夫妇二人，蒋君因耳朵里的病，来东京就医，在那里寄住几时之后，由许君为在近地找了一所房子，后来就搬过去了。因为也是西片町十号，相去不远，除了中间进病院割治之外，几乎每天跑来谈天，那时许君已在高师毕了业，鲁迅则通常总是在家的。蒋君家里开着绸缎庄，自己是办银行的，可是人很开通，对于文学很有理解，在商业界中是很难得的人。癸卯（一九〇三）年秋间鲁迅在杭州遇见伍崇学（矿路同班），一同到上海，寄寓在十六铺一家水果行里，主人名张芝芳，是伍君的友人，也很开通，那时出版的新书他都购读，虽然鲁迅只在那里住了三天，后来也没有往还，却也值得记述，或者比蒋君更为难得亦未可知，因为蒋抑卮原是秀才，其能了解新学不算什么稀奇吧。
一三 眼睛石硬
鲁迅自己在日本留学，对于留学生的态度却很不敬，有人或者要奇怪，这岂不是有点矛盾么？其实这并不然。鲁迅自从仙台医校退学之后，决心搞文学，译小说，办杂志，对于热中于做官发财的人都不大看得起，何况法政，铁路以至速成师范，在他看来还不全是目的只在弄钱么？可是留学生之中又以这几路的人为最多，在各种速成班没有停办之前，东京一处的留学生人数超过二万以上，什九聚在神田和早稻田两处，每到晚上往表神保町（神田）一看，只见街上行走的人大半是留学生而且顶上大都有“富士山”的。这是一条新旧书店会萃的街，鲁迅常要去逛，可是那里偏遇着这许多憧憧往来各式各样的怪人，使他看了生气，时常对许寿裳诉说，其普通的一句恶骂是“眼睛石硬”。这四个字用在那时的许多仁兄上的确非常切贴而且得神，但是现在似乎过了时，要想找一个代表出来恐怕很不容易，辛亥革命以来这四十年间，虽然教育发达不快，却是已发生了效力，在这下一代中已经不大有眼睛石硬的人了。在那时候，鲁迅的愤慨确是无怪，如今讲起来已成陈迹，这在中国正是一件好事情，大可以纪念的。
一四 同乡学生
鲁迅在东京时的朋友，除上边说及的那些人之外，同乡中间有邵明之名文镕，蔡谷清名元康，陈公侠名毅，后改名仪，还有一个张承礼，杭州人，也是学陆军的，有一张武装的照片送给鲁迅，后来死于戴戡之难。南京矿路的同学一同出去的有张邦华，伍崇学，顾琅三人，只有张君有时来访，顾虽曾经属鲁迅编译《中国矿产志》，二人列名出版，可是以后却不来往了。鲁迅常外出逛书店，却不去访问友人，只等他们来谈，只有蒋观云尚未组织政闻社的时候，住在本乡的什么馆，他曾去问候他过。他没有日本的朋友，只是在一九〇六年秋冬之交，他去访一次宫崎寅藏，即随同孙中山革命的白浪庵滔天，他的《三十三年落花梦》其时中国早有译本了，原因是那年有人托带一件羊皮背心，一个紫砂茶壶，给在东京留学的吴女士，由宫崎转交，所以他特地送了去，大概他们谈得很好，所以这以后不久又到堺利彦等人所办的平民新闻社去访问他，因为宫崎住的很远，约他在那里相见的吧。这以后没有来往，直到多少年后宫崎的侄儿龙介和夫人白莲在上海看见他，题诗相赠，其时白浪庵恐已早归道山了。
一五 日常生活
鲁迅在东京的日常生活，说起来似乎有点特别，因为他虽说是留学，学籍是独逸语学会的独逸语学校，实在他不是在那里当学生，却是在准备他一生的文学工作。这可以说是前期，后期则是民初在北京教育部的五六年。他早上起得很迟，特别是在中越馆的时期，那时最是自由无拘束。大抵在十时以后，醒后伏在枕上先吸一两枝香烟，那是名叫“敷岛”的，只有半段，所以两枝也只是抵一枝罢了。盥洗之后，不再吃早点心，坐一会儿看看新闻，就用午饭，不管怎么坏吃了就算，朋友们知道他的生活习惯，大抵下午来访，假如没有人来，到了差不多的时候就出去看旧书，不管有没有钱，反正德文旧杂志不贵，总可以买得一二册的。
有一个时期在学习俄文，晚饭后便要出发，徒步走到神田骏河台下，不知道学了几个月，那一本俄文读本没有完了，可见时间并不很长。回家来之后就在洋油灯下看书，要到什么时候睡觉，别人不大晓得，因为大抵都先睡了，到了明天早晨，房东来拿洋灯，整理炭盆，只见盆里插满了烟蒂头，像是一个大马蜂窠，就这上面估计起来，也约略可以想见那夜是相当的深了。
一六 旧书店
鲁迅平常多看旧书店，假如怀中有点钱的时候，也去看新书，西文书是日本桥的丸善和神田的中西屋，德文则本乡的南江堂，但是因为中西屋在骏河台下，时常走到，所以平时也多进去一转，再到东京堂看日本新刊书与杂志。至于文求堂的中文旧书就难得去买，曾以六元购得《古谣谚》二十四册，不能算贵，大概只是那时不需要罢了。旧书店中大抵都有些西文书，比较多的有郁文堂和南阳堂总分店，都在本乡，那一家总店在水道桥迤北，交通便利，鲁迅与许寿裳便经常去看看，回寓后便说不知道又是哪一个小文学家死了，因为书架上发现了些新的文学书，说这话时很有点幽默气，可是内里也是足够悲惨的，在这里就可以知道当时文人的苦况了。旧书店以神田为最多，其次是本乡，大概因为神田学生太多良莠不齐的缘由吧，那里的书店老板与小伙计也更显得精明，跪坐在账桌一隅，目光炯炯，监视着看书的人，鲁迅说这很像是大蜘蛛蹲踞在网中心，样子很有点可怕，这个譬喻实在比“蹲山老虎”还要得神。交易几回，有点熟识了，自然就好得多，特别是真砂町相模屋的主人小泽，书虽不多，却肯替人往丸善取书（因为他曾在那里当过学徒）。与鲁迅很要好，有许多西书都是由他去托丸善往欧洲去买来的。
一七 服装
鲁迅在弘文学院与仙台医专的时代，当然穿的是制服，但是后来在东京就全是穿和服，大概只在丙午年从中国出来，以及己酉年回国去的时候，才改了装，那也不是西服，实在只是立领的学生装罢了。他平常无论往哪里去，都是那一套服色，便帽即打鸟帽，和服系裳，其形很像乡下农民冬天所着的拢裤，脚下穿皮靴。除了这皮靴之外，他的样子像是一个本地穷学生，在留学生中间也有穿和服的，但不是耸肩曲背，便很显得拖沓拥肿，总不能那么服贴。但闲中去逛书店，或看夜市，也常穿用木屐，这在留学生中也很少见，因为他们多把脚包得紧紧的，足指搭了起来，运动不灵，穿不上木屐了。
和服都是布做的，衬衫之外，有单夹棉（极薄）三套，又有一件外衣，也是夹的，冬天加在上边，裤则只是短裤，别人也有穿绒布长脚衬裤的，他却一直不用。东京冬天的气候大抵与上海差不多，他便是那么的对付过去。棉被一垫一盖，是日本式的，盖被厚而且重，冷天固然合用，春秋两季也一样的使用，并没有薄棉被。这些衣被都是以前所有的，在东京这几年中间差不多没有添置什么东西。
一八 落花生
传说鲁迅最爱吃糖，这自然也是事实，他在南京的时候常常花两三角钱到下关“办馆”买一瓶摩尔登糖来吃，那扁圆的玻璃瓶上面就贴着写得怪里怪气的这四个字。那时候这糖的味道的确不差，比现今的水果糖仿佛要鲜得多，但事隔四五十年，这比较也就无从参证了。鲁迅在东京当然糖也吃，但似乎并不那么多，到是落花生的确吃得不少，特别有客来的时候，后来收拾花生壳往往是用大张的报纸包了出去的。假如手头有钱，也要买点较好的吃食，本乡三丁目的藤村制的栗馒头与羊羹（豆沙糕）比较名贵，今川小路的风月堂的西洋点心，名字是说不出了。有一回鲁迅买了风月堂新出的一种细点来，名叫乌勃利，说是法国做法，广告上说什么风味淡泊，觉得很有意思，可是打开重重的纸包时，簇新洋铁方盒里所装的只是二三十个乡下的“蛋卷”，不过做得精巧罢了。查法文字典，乌勃利原意乃是“卷煎饼”，说得很明白，事先不知道，不觉上了一个小当。
在本乡一处小店里曾买到寄售的大垣名产柿羊羹，装在对劈开的毛竹内，上贴竹箬作盖，倒真是价廉物美，可是买了几回之后，却再也不见了，觉得很是可惜，虽然这如自己试做，也大概可以做成功的。
一九 酒
鲁迅酒量不大，可是喜欢喝几杯，特别有朋友对谈的时候，例如在乡下办师范学堂那时，与范爱农对酌，后来在北京s会馆，有时也从有名的广和居饭馆叫两样蹩脚菜，炸丸子与酸辣汤，打开一瓶双合盛的五星啤酒来喝。但是在东京却不知怎的简直不喝，虽然蒲桃酒与啤酒都很便宜，清酒不大好吃，那也算了。只是有一回，搬到西片町不久，大概是初秋天气，忽然大家兴致好起来，从近地叫作一白舍的一家西洋料理店要了几样西餐来吃，那时喝了些啤酒。后来许寿裳给他的杭州朋友金九如饯行，又有一次聚会，用的是中国菜，客人恭维说，现在嘴巴先回到中国了。陪客邵明之引用典故，说这是最后之晚餐了，大为主人所非笑，但那时没有什么酒，不知是什么缘故。鲁迅不常在外边吃饭，只是有时拉许寿裳一二人到神乐坂去吃“支那料理”，那是日本人所开的，店名记不得了，菜并不好，远不及维新号，就只是雅座好，尤其没有“富士山”，算是一件可取的地方。在我看来，实在还是维新号好得多，他的嘈杂也只是同东安市场的五芳斋相仿，味道好总是实惠，吃完擦嘴走出就完了。鲁迅在北京也上青云阁喝茶吃点心，可见他的态度随后也有改变了。
二〇 矮脚书几
留学生多不惯席地而坐，必须于小房间内摆上桌椅，高坐而看法政讲义，最为鲁迅所讥笑，虽然在伍舍时许朱钱诸公也都是如此的。他自己只席地用矮脚书几，别人的大抵普通是三尺长，二尺宽吧，他所用的却特别小，长只二尺，宽不到一尺半，有两个小抽斗，放剪刀，表和零钱，桌上一块长方的小砚台，上有木盖，是日本制一般小学生所用，墨也是日本制品，笔却是中国的狼毫水笔，不拘什么名称，大概是从神田的中国店里买来的。纸则全是用的日本纸，预备办《新生》杂志的时候，特别印了些稿纸，长方一张，十四行每行三十四字，纸是楮质，格子不大，毛笔写起来不大合式，如用自来水笔，倒还适宜，但他向不用这类笔，便是开单托书店买西文书，也还是拿毛笔写德国字。杂志办不成，稿纸剩得不少，后来也没有什么用处。平常抄文章，总用一种蓝印直行的纸，店里现成的很多，自己打格子衬着写，多少任意，比较的方便。大部的翻译小说，有十万多字的《劲草》和《红星佚史》，都是用这种稿纸，在那小书桌上抄录出来的。后者卖掉了，前者退了回来，在别处也碰了两个钉子，终于下落不明。
二一 劲草
《劲草》这部小说是从英文翻译出来的，英文名为“可怕的伊凡”，是讲伊凡四世时的一部历史小说。原作者是俄国的亚历舍托尔斯泰，比那老托尔斯泰还要早，他著作不多，这书却很有名，原来的书名是“克虐兹舍勒勃良尼”，译意可以说是“银公爵”。克虐兹的英译是泼林斯，普通多称亲王，不过亲王总该是王族，所以异姓的泼林斯应是公爵吧，舍勒勃良尼意云银，他是里边的主人公，忠义不屈，所以中文译本改称书名为“劲草”，意思是表彰他，实在那书中的主人公也本不是伊凡。伊凡四世是俄国史上有名的暴君，后人批评他说恐怕有点神经病，因为他的凶残与虔敬都是异乎寻常的。他虽不是主脚，却写得特别好，与那怯弱迷信的，能在水桶里看出未来的磨工是好一对，书里有好些紧张或幽默的场面，令人不能忘记，在稿子遗失之后，鲁迅有时提起磨工来，还觉得很有兴趣。这书抄好，寄给某书店去看，说已经有了，便退了回来，后来那边出了一部《不测之威》，即是此书的另一译本。民国以后鲁迅把《劲草》拿给别家书店看过，当然没有希望，有人说什么报上可以登，乃改名为“银公爵”，交了过去，也没有消息，这事大概在民五吧，已是三十五年前事，那部蓝格抄本就从此杳如黄鹤了。
二二 河南杂志
鲁迅的《新生》杂志没有办起来，或者有人觉得可惜，其实退后几年来看，他并不曾完全失败，只是时间稍为迟延，工作也分散一点罢了。所想要翻译介绍的小说，第一批差不多都在《域外小说集》第一二两册上发表了，这是一九〇八至〇九年的事，一九〇八年里给《河南》杂志写了几篇文章，这些意思原来也就是想在《新生》上发表的。假使把这两部分配搭一下，也可以出两三本杂志，问题只是这乃是清一色，若是杂志，总得还有拉来的稿子吧。他虽是替河南省分的刊物写文章，说的还是自己的话，至少是《文化偏至论》与《摩罗诗力说》，在《新生》里也一定会得有的，因为这多是他非说不可的话。他那时顶佩服拜伦，其次是匈牙利俄国波兰的爱国诗人，拜伦在英国被称为撒但派诗人，也即是恶魔派，不过魔字起于梁武帝，以前只用音译摩罗，这便是题目的由来。本来想从拜伦谢理讲到别国，可惜没有写全。许寿裳也写有文章，是关于历史的吧，也未写完。他写文章很用心，先要泡好茶，买西洋点心来吃，好容易寄一次稿，得来的稿费就所余无几了。他写好文章，想不出用什么笔名，经鲁迅提示，用了“旒其”二字，那时正在读俄文，这乃是人民的意义云。
二三 新生
鲁迅的《新生》杂志终于没有办成，但计划早已定好，有些具体的办法也已有了。稿纸定印了不少，至今还留下有好些。第一期的插画也已拟定，是英国十九世纪画家瓦支的油画，题云“希望”，画作一个诗人，包着眼睛，抱了竖琴，跪在地球上面。英国出版的《瓦支画集》买有一册，材料就出在这里边，还有俄国反战的战争画家威勒须却庚他也很喜欢，特别其中的髑髅塔，和英**队把印度革命者缚在炮口处决的图，这些大概是预备用在后来几期上的吧。杂志搁浅的原因最大是经费，这一关通不过，便什么都没有办法，第二关则是人力，实在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鲁迅当时很看重袁文薮，他们在东京谈得很好，袁就要往英国去，答应以后一定寄稿来，可是一去无消息，有如断线的风筝了。此外连他自己只有三个人，就是十分努力，也难凑得成一册杂志。那时我得到两三册安特路朗的著书，想来抄译成一篇文章，写出一节，题曰“三辰神话”，鲁迅用稿纸誊清了，等许寿裳来时传观一下，鼓励大家来动手，可是也没有什么后文。幸而报未办成，那文章也未写出发表，否则将是一场笑话，现今拿出那几本书来看，觉得根据了写《三辰神话》实在是不够的。
二四 吃茶
鲁迅的抽纸烟是有名的，又说他爱吃糖，这在东京时却并不显著，但是他的吃茶可以一说。在老家里有一种习惯，草囤里加棉花套，中间一把大锡壶，满装开水，另外一只茶缸，泡上浓茶汁，随时可以倒取，掺和了喝，从早到晚没有缺乏。日本也喝清茶，但与西洋相仿，大抵在吃饭时用，或者有客到来，临时泡茶，没有整天预备着的。鲁迅用的是旧方法，随时要喝茶，要用开水，所以在他的房间里与别人不同，就是在三伏天，也还要火炉，这是一个炭钵，外有方形木匣，灰中放着铁的三脚架，以便安放开水壶。茶壶照例只是所谓“急须”，与潮汕人吃工夫茶所用的相仿，泡一壶只可供给两三个人各一杯罢了，因此屡次加水，不久淡了，便须换新茶叶。这里用得着别一只陶缸，那原来是倒茶脚用的，旧茶叶也就放在这里边，普通顿底饭碗大的容器内每天总是满满的一缸，有客人来的时候，还要临时去倒掉一次才行。所用的茶叶大抵是中等的绿茶，好的玉露以上，粗的番茶，他都不用，中间的有十文目，二十目，三十目几种，平常总是买的“二十目”，两角钱有四两吧，经他这吃法也就只够一星期而已。买“二十目”的茶叶，这在那时留学生中间，大概知道的人也是很少的。
二五 看戏
鲁迅在乡下常看社戏，小时候到东关看过五猖会，记在《朝华夕拾》里，他对于民间这种娱乐很有兴趣，但戏园里的戏似乎看得不多。他自己说在仙台时常常同了学生们进戏馆去“立看”，没有座位，在后边站着看一二幕，价目很便宜，也很好玩。在东京没有这办法，他也不曾去过，只是有一回，大概是一九〇七年春天，几个同乡遇着，有许寿裳，邵明之，蔡谷清夫妇等，说去看戏去吧，便到春木町的本乡座，看泉镜花原作叫做“风流线”的新剧。主人公是一个伪善的资本家，标榜温情主义，欺骗工农人等，终于被侠客打倒，很有点浪漫色彩的，其中说他设立救济工人的机关，名叫救小屋，实在也是剥削人的地方，这救小屋的名称后来为这几个人所引用，常用作谈笑的资料。还有一次是春柳社表演《黑奴吁天录》，大概因为佩服李息霜的缘故，他们二三人也去一看，那是一个盛会，来看的人实在不少，但是鲁迅似乎不很满意，关于这事，他自己不曾说什么。他那时最喜欢伊勃生（《新青年》上称为“易卜生”，为他所反对）的著作，或者比较起来以为差一点，也未可知吧。新剧中有时不免有旧戏的作风，这当然也是他所不赞成的。
二六 画谱
鲁迅在日本居住，自壬寅至己酉，前后有八年之久，中间两三年又在没有中国人的仙台，与日本学生在一起，他的语学能力在留学生中是很不差的。但是他对于日本文学不感什么兴趣，只佩服一个夏目漱石，把他的小说《我是猫》《漾虚集》《鹑笼》《永日小品》，以至干燥的《文学论》都买了来，又为读他的新作《虞美人草》定阅《朝日新闻》，随后单行本出版时又去买了一册，此外只有专译俄国小说的长谷川二叶亭，讲南欧文学的上田敏博士，听说他们要发表创作了，也在新闻上每天读那两种小说，即是《平凡》与《涡卷》，实在乃是对人不对事，所以那单行本就不再买了。他为什么喜欢夏目，这问题且不谈，总之他是喜欢，后来翻译几个日本文人的小说，我觉得也是那篇《克莱格先生》译得最好。日本旧画谱他也有点喜欢，那时浮世绘出版的风气未开，只有审美书院的几种，价目贵得出奇，他只好找吉川弘文馆旧版新印的书买，主要是自称“画狂老人”的那葛饰北斋的画谱，平均每册五十钱，陆续买了好些，可是顶有名的《北斋漫画》一部十五册，价七元半，也就买不起了。北斋的人物画，在光绪中上海出版的《古今名人画谱》（石印四册）中曾收有几幅，不过署名没有，所以无人知悉，只觉得有点画得奇怪罢了。
二七 花瓶
鲁迅从小喜欢“花书”，于有图的《山海经》《尔雅》之外，还买些《古今名人画谱》之类的石印本，很羡慕《茜窗小品》，可是终于未能买到。这与在东京买“北斋”是连贯的，也可以说他后来爱木刻画的一个原因。民国以后他搞石刻，连带的收集一点金石小品，如古钱，土偶，墓砖，石刻小佛像等，只是看了喜欢；尤其是价值不贵，这才买来，说不到收藏，有如人家买一个花瓶来放在桌上看看罢了。说到花瓶，他曾在北京地摊上买过一个，是胆瓶式的，白地蓝花，草草的几笔，说不出是什么花，那时在看讲朝鲜陶器的书，觉得这很有相像的地方，便买了来，却也未能断定究竟是否。还有一个景泰蓝的，日本名为七宝烧，是在东京买的，这可以算是他那时代所有的唯一的文玩。这花瓶高三寸，口径一寸，上下一般大，方形而略带圆势，里面黑色，外面浅紫，上现一枝牵牛花，下有木座，售价五角。一九〇六年东京开博览会于上野，去溜达一趟之后，如入宝山却不肯空手回，便买了这一件，放在伏见馆的矮桌上，后来几次搬家都带着走，虽然不曾插过一次花，却总在什么角落有它的一个位置。这件古董一直带到绍兴，北京，大概在十年前还曾经看到过，假如没有失掉，那么现在一定还是存在的吧（这话说得有点可笑，却是事实）。
二八 咳嗽药
鲁迅在中国时常有胃病，不知是饭前还是饭后，便要作痛，所以把桌子的抽屉拉出来，肚子靠在抽屉角上，一面在看书籍。可是在东京这病却没有了，别的毛病也没有生过，大概感冒风寒总是有的，因为他所备的药品有一瓶安知必林，那时爱司匹林锭还没有出现，这是头痛身热最好的药了。此外有一种叫作脑丸的丸药，也常预备着，这名字似乎是治脑病的什么药，其实乃是泻药的一种，意思是说泻了便头脑清爽，有如韦廉士的补丸，但是吃了不肚痛，这是它的好处。还有一样似药非药的东西，有一个时候也是常备的，这是橙皮舍利别，本是咳嗽药，但很香甜好吃，用水冲了可以当果子露用，一磅的玻璃瓶大概只卖五角钱，在果子露中也是便宜的。中国吃五加皮酒，略为有点相像，但五加皮究竟有点药味，若是茵陈烧，这就差不多了。安知必林与脑丸因为用处不多，所以长久的留存着，橙皮舍利别容易喝完，大约喝过一两瓶之后也就不再买了。在中国药房里这应该也有，大概叫作陈皮糖浆吧。夏天小孩要吃果子露，买这个来应用，至少是真的橘子皮，总比化学制品要好吧。
二九 维新号
鲁迅在东京这几年，衣食住都很随便，他不穿洋服，不用桌椅，有些留学生苦于无床，便将壁厨上层作卧榻，大为鲁迅所非笑，他自己是席上坐卧都无不可，假如到了一处地方只在地上铺稻草，他是也照样会睡的。关于吃食，虽然在《朝华夕拾》的小引中曾这样说：“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事实上却并不如是，或者这有一时只是在南京的时候，看庚子辛丑的有些诗可以知道，至少在东京那时总没有这种迹象，他并不怎么去搜求故乡的东西来吃。神田的维新号楼下是杂货铺，罗列着种种中国好吃的物事，自火腿以至酱豆腐，可是他不曾买过什么，除了狼毫笔以外。一般留学生大抵不能那样淡泊，对于火腿总是怀念着，有一个朋友才从南京出来，鲁迅招待他住在伏见馆，他拿了一小方火腿叫公寓的下女替他蒸一下，岂知她们把它切块煮了一锅汤，他大生其气，见人便诉说他那火腿这一件事，鲁迅因此送他诨名就叫作“火腿”。这位朋友是河南人，一个好好先生，与鲁迅的关系一直很好，回国后在海军部当军法官，仍与鲁迅往还，不久病故，我就不曾在北京见到他过。
三〇 诨名
鲁迅不常给人起诨名，但有时也要起一两个，这习惯大概可以说是从书房里来的，那里的绰号并没有什么恶意，不久也公认了成了第二个名字。譬如说小麻子，尖耳朵，固然最初是有点嘲弄的意思，但是抓住特点，容易认识，真够得上说“表德”，这与《水浒》上的赤发鬼，《左传》上的黑臀正是一样的切实。鲁迅给人起的诨名一部分是根据形象，大半是从本人的言行出来的。邵明之在北海道留学，面大多须，绰号曰“熊”，当面也称之曰熊兄。陶焕卿连络会党，运动起事，太炎戏称为“焕强盗”“焕皇帝”，因袭称之为焕皇帝。蒋抑卮曰“拨伊铜钿”，吴一斋曰“火腿”，都有本事，钱德潜与太炎谈论，两手挥动，坐席前移，故曰“爬来爬去”，这些诨名都没有什么恶意。杭州章君是许寿裳的同学，听路上卖唱的，人问这唱的是什么，答说：“这是唱恋歌呀，”以后就诨名为“恋歌”。后来在教育部时，有同乡的候补人员往见，欲表示敬意，说自己是后辈，却自称小辈，大受鲁迅的训斥，以后且称此公曰“小辈”。这两个例，就很含有不敬的意思。鲁迅同学顾琅在学堂时名芮体乾，改读字音称之曰“芮体干”，虽然可以当面使用，却也是属于这一类的。
三一 南江堂
鲁迅所学的欧语是德文，原因是矿路学堂附设在江南陆师学堂里，那里是教德文的，后来进医学校也是如此，所以这就成为他的第二外国语了。在东京买德文书的地方很不多，中西屋只有英文，丸善书店德法文有一点儿，专卖德文书的仅有一家南江堂，在本乡“切通”，即是把山坡切开造成的街路，是往上野去的要道。在那里书籍很多，价目也不贵，就只可惜都是医学书，它开在那里也是专为接待医科大学的师生们的。可是它有几种德文小丛书，大都价廉物美，一种名“葛兴”的是各种学艺的总结，每册日金四角；又一种名“勒克拉谟”，纸面，每册一角至五角，看号数多少，什么书都有，不知道有几千号了。穷学生本来没有什么钱买书，这丛书最为适宜，而且其中有很难得的东西，例如鲁迅所要的弱小民族文学作品，别国不但很少，有时还很珍贵，在这里却容易得到，因为多是小册子，至多三号就是三角钱罢了。鲁迅的这一类书，可以说是他苦心收罗的成绩，看去薄薄的一本桂黄色纸面的书，当时却是托了相模屋书店交给丸善，特地写信向出版所去要来的，发单上开列好些种，一总价格却不过两三元。其中也有在旧书摊上得来的，如匈牙利人裴彖飞的小说，原价一角，大概七八分钱买来的吧，订书的铁丝已烂，书页也散了，可是谁料得到这是他所顶珍重的一册书呢。
三二 德文书
鲁迅学了德文，可是对于德国文学没有什么兴趣。在东京虽然德文书不很多，但德国古典名著却容易买到，价钱也很便宜，鲁迅只有一部海涅的诗集，那两首“眸子青地丁，辅颊红蔷薇”的译诗，大概还是仙台时期的手笔，可见他对于这犹太系诗人是很有点喜欢的。奇怪的是他没有一本哥德的诗文，虽然在读本上当然念过，但并不重视他，十九世纪的作品也并没有什么。这里尼采可以算是一个例外，《察拉图斯忒拉如是说》一册多年保存在他书橱里，到了一九二〇年左右，他还把那第一篇译出，发表在《新潮》杂志上面。他常称述尼采的一句话道：“你看见车子要倒了，不要去扶它，还是去推它一把吧。”这话不知道是否在《察拉图斯忒拉》里，还是在别的书里，想起来确也有理，假如应用于旧社会旧秩序上面。他利用德文，译了好些别国的有意义的文艺作品，有两部德文的《文学通史》也给了许多助力，这种书籍那时在英文中还是没有的。一部是三册本，凯尔沛来斯著，鲁迅所译《小俄罗斯文学略说》即取材于此，一部是一厚册，大概著者是谢来耳吧，这些里边有些难得的相片，如波兰的密支克微支和匈牙利服装的裴彖飞都是在别处没有看到过的。
三三 补遗
上边所讲的事情是一九〇六至〇九年这一段，前面还有一段，即一九〇二年至〇四年，鲁迅往仙台进医学校之前，他也是在东京，不过那时的事情我可是不知道了。翻阅在南京的旧日记，有几处可以抄引，算作补遗。
光绪壬寅（一九〇二）年二月十五日，鲁迅从南京趁大贞丸出发，次日到上海，寅老椿记客栈。二月三十日东京来信云：“于廿六日到横滨，现住东京麴町区平河町四丁目三桥旅馆，不日进成城学校。”又言其俗皆席地而坐云。三月初六日寄来《扶桑记行》一卷，文颇长，今已不存。十三日顷来信云：“已进弘文学院，在牛入区西五轩町三十四番，掌院嘉纳先生治五郎，学监大久保先生高明，教习江口先生，善华文而不能语言。”五月初三日来信附有照片，背后题字云：
“会稽山下之平民，日出国中之游子，弘文学院之制服，铃木真一之摄影，二十余龄之青年，四月中旬之吉日，走五千余里之邮筒，达星杓仲弟之英盼，兄树人顿首。”
癸卯（一九〇三）年三月四日，谢西园（陆师毕业生，跟了什么人往日本看操）回国，鲁迅托他带回一只衣箱，内有不用的中国衣服和书籍，和一张“断发照相”，留学生当初大抵是留一部分头发，蟠在帽内的，后来革命运动渐益壮大，又受了“富士山”的激刺，所以终于消除了。
三四 补遗二
谢西园带回的衣箱内的那些书，日记上存有目录，计《清议报》合订八册，《新民丛报》两册，《新小说》一册，《译书汇编》四册，《雷笑余声》一册（是什么书已忘记了），《林和靖集》两册，《真山民集》一册，《朝鲜名家诗集》一册（均活字小本线装），天籁阁四册（？），《西力东侵史》一册，《世界十女杰》一册，照相两张，其一是弘文学院学生全体，其一即是上回所说的断发照相。此外又记有来信说严几道译《名学》甚好，嘱购阅，又一处云来信令购《华生包探案》，并嘱寄往日本，这书我还记得是铅字有光纸印，与哈葛得的《长生术》译本同一格式，那时或者是一起购买。这以后日记多有中断，甲辰（一九〇四）年三月中的记有至大行宫日本邮局取小包事，云书共十一册，《生理学粹》，《利俾瑟战血余腥录》，《月界旅行》，《旧学》等皆佳，又《浙江潮》《新小说》等数册，灯下煮茗读之。这些都是中文书，有些英文书则无可考，只记得有一册《天方夜谈》，八大册的《嚣俄选集》，日本编印的英文小丛书，其中有亚伦坡的《黄金虫》，即为《玉虫缘》的底本，《侠女奴》则取自《天方夜谈》里的。大概因为《新小说》里登过照片，那时对于嚣俄（现译为雨果）十分崇拜，鲁迅于癸卯夏回乡时还写信给伍习之，托他在东京买新出的日译《怀旧》寄来，那也是嚣俄的一部中篇小说。
三五 补遗三
癸卯（一九〇三）年夏天鲁迅回乡一趟，那年五月以后两个多月的日记中断，下一册从七月中旬起，正记的是他离开绍兴的事，今摘抄于下：
“七月十六日，余与自树既决定启行，因于午后束装登舟，雨下不止。傍晚至望江楼，少霁，舟人上岸市物，余亦登，买包子三十枚，回舟与自树大啖。少顷开船而雨又作，三更至珠岩寿拜耕家，往谈良久，啜茗而返，携得《国民日报》十数纸，于烛下读之。至四更，始睡，雨益厉，打篷背作大声。
十七日晨抵西兴埠，大雨中雇轿渡江，至杭州旅行社，在白话报馆中见汪素民诸君。自树已改装，路人见者皆甚诧异。饭后自树往城头巷医齿疾，余着呢外套冒雨往清河坊为李复九购白菊花。晚宿楼上。
十八日午前伍习之来访，云今日往上海，因约同行，下午乘舟往拱宸桥，彼已先在，包一小舱同住，舟中纵谈甚畅。
十九日雨止，下午舟抵上海，雇车至十六铺张芝芳君处，张君甬人，隐于贾，人极开通，有女数人皆入学堂，伍君与之识，因留住。晚乘马车至四马路，自树买《群学肄言》一部。芝芳邀往看戏，夜半回寓。”
“二十二日午自树往虹口下日本邮船，余与习之芝芳同去，下午回寓，晚与习之乘招商局船往南京。”
丙午（一九〇六）年夏又回来一次，那时没有日记，只记得往东京时有邵明之，张午楼等共四人同行，至于月日则已完全忘记了。鲁迅是《新青年》以后的笔名，那时的别号是自树，索士（或索子），今依日记原文，仍用自树这个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