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九）国子太学
国子学与太学，初本是二，后乃合而为一。
古代平民，学于其所居之里之校，秀者升入其乡之庠序，自庠序升于司徒，入于大学。贵族则学于其家门侧之塾。师氏、保氏门闱之学，公宫南之左之小学，与家塾皆一物也，贵族出于此，亦入于大学。故平民登进，较之贵族，多一节级。然既入大学，即与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嫡子等夷矣。详见《古学制》条。汉世博士弟子，太常**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在郡、国、县、道、邑者，令、相、长、丞上二千石，二千石察可者，得与计偕；尤绝无限制。后汉虽有大将军至六百石遣子入学之令，亦未闻其较平民多占便宜，可谓荡荡平平矣。自国子学立，而此局乃一变。
《宋书·礼志》云：“魏文帝黄初五年，立太学于洛阳。齐王正始中，刘馥上书曰：黄初以来，崇立太学，二十余年，而成者盖寡。由博士选轻，诸生避役，高门子弟，耻非其伦，故无学者。虽有其名而无其实，虽设其教而无其功。宜高选博士，取行为人表，经任人师者，掌教国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孙，年从十五，皆入太学。明制黜陟，陈荣辱之路。不从。晋武帝泰始八年，有司奏：太学生七千余人，才任四品，听留。诏：已试经者留之，其余遣还郡国。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学。案此可见学生虽多，大臣子弟实少。咸宁二年，起国子学。盖《周礼》国之贵游子弟所谓国子，受教于师氏者也。”此为国子学设立始末。盖欲迫令贵游子弟入学而不能，乃为之别立一学耳。观其拟诸师氏，则固以小学视之。《宋书·百官志》言晋初置国子学，隶属太学，其等级固分明也。至南朝而其制一变。南朝皆无太学。陈宣帝太建三年、后主至德三年，皇太子皆释奠太学。然此等皆徒有其名而已。《齐书·礼志》载曹思文之表曰：“今之国学，即古之太学。晋初太学生三千人，案较之上引《宋书·礼志》所述泰始八年之数，已裁减过半矣。既多猥杂，惠帝时欲辨其泾渭，故元康三年，始立国子学。官品第五以上，得入国学。案“立国子学”，《晋书·本纪》在咸宁二年。《宋书·礼志》作“起国子学”。《晋书·职官志》云：“咸宁四年，武帝初立国子学，定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盖屋宇起于二年，官制定于四年，生徒选补之法，实至元康三年而后定，故思文又云立于是年也。天子去太学入国学，以行礼也。太子去太学入国学，以齿让也。太学之与国学，斯是晋世殊其士庶，异其贵贱耳。”然则国学存而太学废矣。太学凡民可入，而国学限于贵游，是则去荡平之途而求私龙断也。
原晋所以设国子学者，实缘欲求高门子弟之入学。其求高门子弟入学，则以此辈专务交游也。《三国·魏志·董昭传》：昭上疏陈末流之弊曰：“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弟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合党连群，互相褒叹，以毁訾为罚戮，用党誉为爵赏。附己者则叹之盈言，不附者则为作瑕衅。”此本汉末太学中之弊风，特以遭逢丧乱，学校丘墟，而此风未改，故初在学校中者，后又出于学校外耳。《晋书·傅玄传》：玄于武帝初上疏，言“汉、魏百官子弟，不修经艺而务交游，徒系名于太学，不闻先王之风”；又言“今圣明之政资始，而汉、魏之失未改，散官众而学校未设”，盖以此也。此事关键，首在其用人之能核实，次亦视其果能驱人入学与否。用人果能核实，游谈将不禁自止。不能驱人入学，则国子学亦与太学等耳。所谓高门子弟者，岂诚以羞与避役者伍而不入学哉？抑因避役而入学，固情有可矜，然为政之道，当清简赋役，不能豢避役者于学中，则当时猥杂之徒，虽一举而尽汰之可也。而又不能，而乃为之别立一学，不诚无具矣哉？
然晋世所行之政，亦迄未收效也。以国学代太学，盖始于宋，晋世尚未有此意，故东渡后，建武元年，即立太学。《晋书·本纪》。此事由王导、戴邈。导之言曰：“人知士之所贵，由乎道存，则退而修其身。修其身以及其家，正其家以及于乡，学于乡以登于朝。反本复始，各求诸己，则敦朴之业著，浮伪之道息。”欲“使朝之子弟，并入于学”。《宋书·礼志》。邀亦言：“贵游之子，未必有斩将搴旗之才，亦未有从军征戍之役。”宜“及盛年，讲求道艺”。《宋书·礼志》。咸康三年，既立太学，复议国学。设立未几，又复遣散。《晋书·成帝纪》：咸康三年，正月，立太学。《袁瑰传》：除国子祭酒，上疏曰：“若得给其宅地备其学徒，粗有其官，则臣之愿也。”疏奏，成帝从之。国学之兴，自瑰始也。《宋书·礼志》，以疏为瑰与太常冯怀同上，事在咸康三年，云：“疏奏，帝有感焉。由是议立国学，征集生徒。而世尚庄、老，莫肯用心儒训。穆帝永和八年，殷浩西征，以军兴罢遣。由此遂废。”自咸康三年至永和八年，凡十六年。至孝武帝时，乃二学并立。《晋书·孝武帝纪》：太元九年，四月，增置太学生百人。十年，二月，立国学。事由谢石之奏，见《晋书》本传及《宋书·礼志》。《宋书》载其疏辞，谓上于太元元年，盖当作九年，因字形近而误。疏有“皇威遐震，戎车方静”之语，盖指淝水之捷言之，事在太元八年也。其事由于谢石。史称“烈宗纳其言，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增造庙屋一百五十五间，而品课无章，士君子耻与其列”。国子祭酒殷茂言之曰：“自学建弥年，而功无可名。惮业避役，就存者无几。或假托亲疾，真伪难知。声实浑乱，莫此之甚。臣闻旧制，国子生皆冠族华胄，比列皇储，而中者混杂兰艾，遂令人情耻之。窃谓群臣内外，清官子侄，普应入学，制以程课。今者见生，或年在扞格，方圆殊趣，宜听其去就，各从所安。”又庾亮在武昌，开置学官，其教亦言：“人情重交而轻财，好逸而恶劳。学业致苦，而禄答未厚，由捷径者多，故莫肯用心。”又言：“若非束修之流，礼教所不及，而欲阶缘免役者，不得为生。”然则贵游不入，而避役者群集，在太学未闻有改，而国学又复如此；即地方设学，亦不能免也。此积习不易变，南朝盖患其猥杂，故径独立国学，然非政体也。
强高门子弟入学，太元十年，盖颇收效。然《宋书·五行志》云：“太元十年，正月，立国子学。学生多顽嚚，因风放火，焚房百余间。”《晋书·五行志》略同。盖即高门子弟之所为也。历代学校，亦多有所谓风潮，然未有如此次之无意识者，别见《学校风潮》条。当时所谓高门子弟者，其质量可知矣。设学不以教孤寒之士，而斤斤欲教此等人，不亦雕朽木而圬粪土之墙乎？
《北齐书·儒林传》曰：“齐制，诸郡并立学，置博士、助教授经。学生倶差逼充员。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从调。备员既非所好，坟籍固不关怀，又多被州郡官人驱使，纵有游惰，亦不检治。”此则入学而不能避役，因之非差逼莫肯充员。又魏、晋以降之一变局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