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二三）生日
生日称庆，古无有也。《隋书·高祖纪》，仁寿三年四月癸卯诏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但风树不静，严敬莫追，霜露既降，感思空切。六月十三日是朕生日，宜令海内为武元皇帝、元明皇后断屠。”是为帝王诏旨自言生日之始，然尚出于追念劬劳之意，未曾令人称庆也。《旧唐书·玄宗纪》，开元十七年：“八月癸亥，上以降诞日，燕百寮于花萼楼下。百寮表请以每年八月五日为千秋节，王公已下献镜及承露囊，天下诸州咸令燕乐，休暇三日，仍编为令。从之。”则群以宴乐为务，绝无感怆之意矣。《新唐书·礼乐志》述其事，谓其“君臣共为荒乐，当时流俗多传其事以为盛。其后巨盗起，陷两京，自此天下用兵不息，而离宫苑囿，遂以荒堙。独其余声遗曲传人间，闻者为之悲凉感动”，岂不哀哉！然自肃宗已后，皆以生日为节，惟德宗不立节，然王虔休犹作《继天诞圣乐》以进，固知其端一开，其流不易塞也。《旧唐书·职官志》礼部，“凡千秋节御楼设九部之乐，百官袴褶陪位”。《礼乐志》又曰：“帝幸骊山，杨贵妃生日，命小部张乐长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会南方进荔枝，因名曰《荔枝香》。”《旧唐书·睿宗诸子传》：“（玄宗）每年至宪生日，必幸其宅，移时宴乐。”则相与为荒嬉者，又不独一千秋节矣。
《旧唐书·韦绶传》：“穆宗即位，以师友之恩，召为尚书右丞兼集贤院学士。绶以七月六日是穆宗载诞节，请以是日百官诣光顺门贺太后，然后上皇帝寿。时政道颇僻，敕出，人不敢议。久之，宰相奏古无生日称贺之仪，其事终寝。”《新唐书·唐临传》：孙绍，中宗时为太常博士。“四时及列帝诞日，遣使者诣陵如事生，绍以为非礼，引正谊固争。”是生日唐时人固皆知其非礼也，特莫能诤耳。夫古无是礼者，何也？古无历日，安知生日。臧荣绪以宣尼庚子生，是日陈五经而拜之，失尊圣之道矣。然宣尼庚子生，犹有书传可据也。武宗初即位，即以二月十五日为玄元皇帝降生日，立为降圣节，则矫诬甚矣。
所恶于生日称庆者，何也？曰：为其多费也。《旧唐书·文宗纪》：“开成二年九月史无九月字，然八月壬辰朔，其月不得有甲申。甲申诏曰：庆成节朕之生辰，天下锡宴，庶同欢泰。不欲屠宰，用表好生，非是信尚空门，将希无妄之福。恐中外臣庶，不谕朕怀，广置斋筵，大集僧众，非独凋耗物力，兼恐致惑生灵。自今宴会蔬食，任陈脯醢，永为常例。”观此，知广置斋筵，费转大于陈脯醢者也。“又敕：庆成节，宜令京兆尹准上巳、重阳例，于曲江会文武百寮，延英奉觞宜权停。”盖自甘露变后，帝居常忽忽不怿，见《新唐书·李训传》。故有此敕。然曲江之会，自此又成故事矣。《纪》于是年及三年四年皆书之。《新唐书·赵隐传》：隐以咸通末辅政，“懿宗诞日宴慈恩寺，隐侍母以安舆临观”。可见燕集之盛。《旧唐书·哀帝纪》：帝以八月丙午即位，“甲寅，中书奏：皇帝九月三日降诞，请以其日为乾和节。从之。丁巳，敕：乾和节方在哀疚，其内道场宜停。庚申，敕：乾和节文武百寮诸军诸使诸道进奏官准故事于寺观设斋，不得宰杀，只许酒果脯醢。辛酉，敕：三月二十三日嘉会节。伏以大行皇帝仙驾上升，灵山将卜，神既游于天际，节宜辍于人间。准故事，嘉会节宜停”。是时唐已朝不保夕，而旬日之间，因此降敕者四焉，岂不哀哉！梁太祖生日曰大明节，开平二年，百官设斋于相国寺。三年，帝御文明殿，设斋僧道，召宰臣、翰林学士预之。后唐明宗生日曰应圣节，百寮于敬爱寺设斋。晋高祖生日曰天和节，宴近臣于广政殿。周太祖生日曰永寿节，广顺二年七月丙辰，诏内外臣寮，每遇永寿节旧设斋供，今后中书门下与文武百官共设一斋，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已下共设一斋，枢密使内诸司使已下共设一斋，其余前任职员及诸司职掌更不得开设道场及设斋。皆见《旧五代史·本纪》，饮食若流，万舞翼翼，谓之何哉？
休假例为三日，自唐至五代无变。《旧五代史·梁太祖纪》：开平元年五月“辛巳，有司奏以降诞之日为大明节，休假前后各一日”。《末帝纪》：乾化三年三月，“文武百官上言，请以九月十二日帝降诞日为明圣节，休假三日，从之”。《唐明宗纪》：天成元年六月，“中书奏请以九月九日皇帝降诞曰为应圣节，休假三日，从之”。降圣节本休假一日，《旧唐书·武宗纪》。《薛史·后唐·明宗纪》：天成三年正月，中书上言：“旧制遇二月十五日为圣祖降圣节，应休假三日，准会昌元年二月敕休假一日，请准近敕。从之。”则未尝有三日之制也。《末帝纪》：清泰二年正月乙已，“中书门下奏：遇千春节，凡刑狱公事奏覆，候次月施行。今后请重系者即候次月，轻系者即节前奏覆决遣。从之”。《晋高祖纪》：天福六年“二月辛卯诏天下郡县，不得以天和节禁屠宰，辄滞刑狱”。则其废事，又有出于休假之外者矣。
《旧唐书·崔日用传》：玄宗拜日用吏部尚书，“日用尝采《毛诗·大雅、小雅》二十篇及司马相如《封禅书》，因上生日表上之，以申规讽，并述告成之事。”《韦执谊传》：“德宗载诞日，皇太子献佛像。”生日进献，其初盖不过如此而已。乃后遂有大相径庭者。《新唐书·常衮传》言：代宗时，“天子诞日，诸道争以侈丽奉献，不则为老子、浮屠解祷事。衮以为：汉文帝还千里马不用，晋武帝焚雉头裘，宋高祖碎琥珀枕，是三主者，非有聪明大圣以致治安，谨身率下而已。今诸道馈献，皆淫侈不急，而节度使、刺史非能男耕而女织者，类出于民，是敛怨以媚上也，请皆还之”。然《食货志》言：帝生日、端午，于四方贡献至数千万者，加以恩泽。则岂徒不能还之而已！《旧唐书·齐映传》：映以贞元二年拜平章事，三年正月贬夔州，又转衡州，七年授桂管观察使，又改洪州刺史、江西观察使。“映常以顷为相辅，无大过而罢，冀其复入用，乃掊敛贡奉，及大为金银器以希旨。先是，银瓶高者五尺余，李兼为江西观察使，乃进六尺者，至是，因帝诞日、端午，映为瓶高八尺者以献。”《卢征传》：“贞元八年春同州刺史阙，特诏用征，数岁转华州剌史。征冀复入用，深结托中贵，厚遗之。故事：同、华以近地人贫，每正、至、端午、降诞，所献甚薄；征遂竭其财赋，每有所进献，辄加常数，人不堪命。”盖踵事增华，遂成风气矣。《新唐书·郑珣瑜传》：“为河南尹，未入境，会德宗生日，尹当献马，吏欲前取印白珣瑜视事，且纳贽；珣瑜徐曰：未到官而遽事献礼欤？不听。”盖吏之务求自媚如此。《旧五代史·梁太祖纪》：开平元年大明节，内外臣寮各以奇货良马上寿；二年，诸道节度、刺史各进献鞍马、银器、绫帛以祝寿；三年，诸道节度、刺史及内外诸司使咸有进献。此岂能男耕女织欤？又《袁象先传》云：“梁祖领四镇，统兵十万，威震天下。关东藩守，皆其将吏，方面补授，由其保荐，四方舆金辇璧，骏奔结辙，纳赂于其庭，如是者十余年，寖成风俗。藩侯牧守，下逮群吏，罕有廉白者，率皆掊敛剥下，以事权门。”观此而梁祖之生辰所取于其下者可知矣。又《唐明宗纪》：即位后，诏“天下节度、防御使，除正、至、端午、降诞四节量事进奉，达情而已，自于州府圆融，不得科敛百姓。其刺史虽遇四节，不在贡奉”。又《晋高祖纪》：天福六年正月戊辰诏：“应诸州无属州钱处，今后冬至、寒食、端午、天和节及诸色谢贺，不得进贡。”观此，知当时诸州之于各节进奉，实有力不能胜之苦也。然又《汉隐帝纪》：乾祐三年三月，“邺都留守高行周、兖州符彦卿、郓州慕容彦超、西京留守白文珂、镇州武行德、安州杨信、潞州常思、府州折从阮皆自镇来朝，嘉庆节故也”。则诸州镇于贡奉之外，又有身自来朝者矣。仆仆道途，又增馆驿之费，在朝廷亦更增宴犒之费而已。又《唐明宗纪》：天成二年九月“伪吴杨溥遣使以应圣节贡献”，则邻国亦有来者，可见其时之人视生日之重矣。
《旧唐书·李德裕传》云：“元和已来，累敕天下州府，不得私度僧尼。徐州节度使王智兴聚货无厌，以敬宗诞月，请于泗州置僧坛，度人资福，以邀厚利。江、淮之民，皆群党渡淮。德裕奏论曰：王智兴于所属泗州置僧尼戒坛，自去冬于江淮已南，所在悬榜招置。江淮自元和二年后，不敢私度；自闻泗州有坛，户有三丁，必令一丁落发，意在规避王徭，影庇资产。自正月已来，落发者无算。臣今于蒜山渡点其过者，一日一百余人。勘问惟十四人是旧日沙弥，余是苏、常百姓，亦无本州文凭，寻已勒还本贯。访闻泗州置坛次第，凡僧徒到者，人纳二缗，给牒即回，别无法事。若不特行禁止，比到诞节，计江、淮以南，失却六十万丁壮。”此藩镇借进奉之名，以图自利之实最显者也。失却丁壮，为官家所深惧。然《薛史·梁末帝纪》：龙德元年，“三月丁亥朔，礼部员外郎李枢上言：请禁天下私度僧尼及不许妄求师号紫衣。如愿出家受戒者，皆须赴阙比试艺业施行。愿归俗者，一听自便。诏曰：两都左右街赐紫衣及师号僧，委功德使具名闻奏。今后有阙，方得奏荐；仍须道行精至，夏腊高深，方得补填。每遇明圣节，两街各许官坛度七人，诸道如要度僧，亦仰就京官坛，仍令礼部给牒。今后只两街置僧录，道录、僧正并废”。此诏限制颇严，然明圣节仍许度七人者，盖终牵于福报之说也。又《唐庄宗纪》：同光二年十月甲戌，“河南尹张全义上言：万寿节日，请于嵩山开瑠璃戒坛度僧百人。从之”。庄宗乱政不足论。又《唐末帝纪》：清泰二年三月辛亥，“功德使奏：每年诞节，诸州府奏荐僧道，其僧尼欲立讲论科、讲经科、表白科、文章应制科、持念科、禅科、声赞科，道士欲立经法科、讲论科、文章应制科、表白科、声赞科、焚修科，以试其能否。从之”。唐世每逢诞节，恒有会三教讲论之举，见《旧唐书·李泌、韦渠牟、白居易》《新唐书·徐岱传》。《梁太祖纪》：开平元年宣旨罢之。然《明宗纪》：天成元年召缁黄之众于中兴殿讲论，从近例也。则其后又复矣。州府盖因之，而有奏荐之举邪？
《薛史·晋高祖纪》：天福四年二月庚子，“以天和节宴群官于广政殿，赐物有差。”是逢诞节，上于其下，亦有所赐也。《通鉴》后汉隐帝乾祐三年：“隐帝遣供奉官押班阳曲张永德赐昭义节度使常思生辰物。”胡三省《注》曰：“生辰物，谓圣节回赐。”《旧唐书·太宗纪》：贞观二年“六月庚寅皇子治生，宴五品已上，赐帛有差，仍赐天下是日生者粟”，更为无名之滥赐矣。《高宗纪》：龙朔二年“六月己未朔，皇子旭轮生”，“七月丁亥朔，以东宫诞育满月，大赦天下，赐酺三日”。案此时旭轮非东宫，《新唐书·纪》书以“子旭轮生满月，大赦，赐酺三日”是也。又永淳元年“二月癸未，以太子诞皇孙满月，大赦，改开耀二年为永淳元年，大酺三日”。则生子满月相庆，唐时亦已有之，赐酺亦为滥恩，大赦更成乱政矣。
《薛史·晋少帝纪》：天福七年七月，“遣中使就中书赐宰臣冯道生辰器币，道以幼属乱离，早丧父母，不记生日，坚让不受”。岂真不记生日哉？无亦不欲受无名之赐，而为此逊辞以谢邪？冯道犹如此，而世之遇生辰俨然受馈者可耻矣。
《通鉴》后汉隐帝乾祐三年二月：“朝廷欲移易藩镇，因其请赴嘉庆节上寿，许之。”《注》：“《五代会要》：帝以三月九日为嘉庆节。”洪迈《随笔》曰：“唐穆宗即位之初年，诏曰：七月六日是朕载诞之辰，其日，百寮、命妇宜于光顺门进名参贺，朕于门内与百寮相见。明日，又敕受贺仪宜停。先是，左丞韦绶奏行之，宰臣以为古无降诞受贺之礼，奏罢之。然次年复行贺礼。诞节之制，始于明皇，今天下宴集，休假三日。受贺之事，盖自长庆至今用之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