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憨斋编山歌跋
明末清初文坛上有两个人，当时很有名，后来埋没了，现在却应当记忆的，一是唱经堂金圣叹，二是墨憨斋冯梦龙，—此外还有湖上笠翁，现在且按下不表。
关于金圣叹的事迹，《心史丛刊》中有一篇考，说得颇详细。佩服圣叹的人后世多有，但我想还应以清初的刘继庄与廖柴舟为代表。廖柴舟的《二十七松堂文集》卷十四有一篇《金圣叹先生传》，圣叹死后三十五年过吴门，“访先生故居而莫知其处，因为诗吊之，并传其略”云。传末论断曰：
“予读先生所评诸书，领异标新，迥出意表，觉作者千百年来至此始开生面，呜呼，何其贤哉。”又曰：
“然画龙点睛，金针随度，使天下后学悉悟作文用笔墨法者，先生力也。”柴舟对于圣叹极致倾倒，至于原因则在其能揭发“文章秘妙”，有功后学。刘继庄著《广阳杂记》五卷，有两处说及圣叹。卷三讲到潘良耜的《南华会解》，以内七篇为宗，外篇杂篇各以类从分附七篇之后，云：
“后游吴门，见金圣叹先生所定本，亦依此序而删去《让王》《渔父》《盗跖》《说剑》四篇，而置《天下》篇于后。予尝问金释弓曰，曾见潘本《会解》否？释弓曰，唱经堂藏此本，今籍没入官矣。则圣叹当时印可此书可知。”卷四说蜀中山水之奇，“自幼熟读杜诗，若不入蜀，便成唐丧”，后云：
“唱经堂于病中无端忽思成都，有诗云，卜肆垂帘新雨霁，酒垆眠客乱花飞，余生得到成都去，肯为妻儿一洒衣。想先生亦是杜诗在八识田中作怪，故现此境，不然先生从未到成都，何以无端忽有此想耶。”全谢山为继庄作传，末有附识两则，其二曰：
“继庄之才极矣，顾有一大不可解者，其生平极许可金圣叹，故吴人不甚知继庄，间有知之者则以继庄与圣叹并称，又咄咄怪事也。圣叹小才耳，学无根柢，继庄何所取而许可之，乃以万季野尚有未满而心折于圣叹，则吾无以知之。然继庄终非圣叹一流，吾不得不为别白也。”谢山虽有学问却少见识，故大惊小怪，其实这一个大不可解很易解，《广阳杂记》卷二有此两则云：
“余观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戏者，此性天中之《诗》与《乐》也，未有不看小说听说书者，此性天中之《书》与《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祀鬼神者，此性天中之《易》与《礼》也。圣人六经之教原本人情，而后之儒者乃不能因其势而利导之，百计禁止遏抑，务以成周之刍狗茅塞人心，是何异壅川使之不流，无怪其决裂溃败也。夫今之儒者之心为刍狗之所塞也久矣，而以天下大器使之为之，爰以图治，不亦难乎。
余尝与韩图麟论今世之戏文小说。图老以为败坏人心莫此为甚，最宜严禁者。余曰，先生莫作此说，戏文小说乃明王转移世界之大枢机，圣人复起不能舍此而为治也。图麟大骇。余为之痛言其故，反覆数千言，图麟拊掌掀髯，叹未曾有。彼时只及戏文小说耳，今更悟得卜筮祠祀为《易》《礼》之原，则六经之作果非徒尔已也。”
茅塞儒者之心盖已久矣，此段道理本甚平实的确，然而无人能懂，便是谢山似亦不解，当时盖唯继庄圣叹能知之耳。圣叹评《离骚》《南华》《史记》《杜诗》《西厢》《水浒》，以次序定为六才子，此外又取《易》《左传》等一律评之，在圣叹眼中六经与戏文小说原无差别，不过他不注重转移世界的问题而以文章秘妙为主，这一点是他们的不同而已。说到这里，冯梦龙当然也是他们的同志，他的倾向与圣叹相近，但他又不重在评点，而其活动的范围比圣叹也更为博大。说也奇怪，圣叹著述有流传而梦龙简直不大有人知道，吾友马隅卿先生搜集梦龙著作最多，研究最深，为辑墨憨斋遗稿，容肇祖先生曾撰论考发表，始渐见知于世。墨憨斋在文学上的功绩多在其所撰或所编的小说戏文上，此点与圣叹相同，唯量多而质稍不逮，可以雄长当时而未足津逮后世，若与圣叹较盖不能不坐第二把交椅了，但在另一方面别有发展，即戏文小说以外的别种俗文学的编选，确是自具手眼，有胆识，可谓难能矣。梦龙集史传中笑谈，编为《古今谭概》，又集史传中各种智计，编为《智囊》正续两编，此外复编《笑府》十三卷，则全系民间笑话也。今《谭概》尚可见到，后人改编为《古笑史》，有李笠翁序，亦不难得，《智囊》稍希见，而《智囊补》则店头多有，且此种类似的书亦不少，如《智品》《遣愁集》皆是，唯《笑府》乃绝不可见，闻大连图书馆有一部，又今秋往东京在内阁文库亦曾一见而已。《笑府》有墨憨斋主人序曰：
“古今来莫非话也，话莫非笑也。两仪之混沌开辟，列圣之揖让征诛，见者其谁耶，夫亦话之而已。后之话今，亦犹今之话昔，话之而疑之，可笑也，话之而信之，尤可笑也。经书子史，鬼话也，而争传焉。诗赋文章，淡话也，而争工焉。褒讥伸抑，乱话也，而争趋避焉。或笑人，或笑于人，笑人者亦复笑于人，笑于人者亦复笑人，人之相笑宁有已时。笑府，集笑话也，十三篇犹云薄乎云尔。或阅之而喜，请勿喜，或阅之而嗔，请勿嗔。古今世界一大笑府，我与若皆在其中供话柄，不话不成人，不笑不成话，不笑不话不成世界。布袋和尚，吾师乎，吾师乎。”
《笑府》所收笑话多极粗俗，与《笑林广记》里的相似，《广记》盖即根据《笑府》而改编者，但编者已不署名，到了后来再改为《一见哈哈笑》等，那就更不行了。笑话在中国古代地位本来不低，孔孟以及诸子都拿来利用过，唐宋时也还有人编过这种书，大约自道学与八股兴盛以后这就被驱逐出文学的境外，直到明季才又跟了新文学新思想的运动而复活过来，墨憨斋的正式编刊《笑府》，使笑话再占俗文学的一个坐位，正是极有意义的事。与这件事同样的有意义的，便是他的编刊山歌了。《山歌》一书未曾有人说起，近为吾乡朱君所得，始得一读，书凡十卷，大抵皆吴中俗歌，末一卷为《桐城时兴歌》，有序曰：
“书契以来，代有歌谣，太史所陈，并称风雅，尚矣。自楚骚唐律，争妍竞畅，而民间性情之响，遂不得列于诗坛，于是别之曰山歌，言田夫野竖矢口寄兴之所为，荐绅学士家不道也。唯诗坛不列，荐绅学士不道，而歌之权愈轻，歌者之心亦愈浅，今所盛行者皆私情谱耳。虽然，桑间濮上，国风刺之，尼父录焉，以是为情真而不可废也。山歌虽俚甚矣，独非郑卫之遗欤？且今虽季世，而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则以山歌不与诗文争名，故不屑假。苟其不屑假，而吾藉以存真，不亦可乎。抑令人想见上古之陈于太史者如彼，而近代之留于民间者如此，倘亦论世之林云尔。若夫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其功与挂枝儿等，故录挂枝儿而次及山歌。”
案原书总题“童痴二弄”，然则其中应包含《挂枝儿》与《山歌》两种，今《挂枝儿》已佚，仅存其《山歌》这一部分耳。序中所言与刘继庄谓好唱歌为性天中之《诗》同一道理，继庄在《广阳杂记》卷四中又有一节，可以参证：
“旧春上元在衡山县，曾卧听采茶歌，赏其音调而于辞句懵如也。今又在衡山，于其土音虽不尽解，然十可三四领其意义，因之而叹古今相去不甚远，村妇稚子口中之歌而有十五国之章法，顾左右无与言者，浩叹而止。”袁中郎《锦帆集》卷二《小修诗序》中亦云：
“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则必不可无，必不可无，虽欲废焉而不能，雷同则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则虽欲存焉而不能。故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是可喜也。”此种意义盖当时人多能言之，唯言之不难，实行乃为难耳。墨憨斋编刊《童痴二弄》，所以可说是难能可贵，有见识，有魄力，或者这也是明末风气，如袁中郎在《觞政》中举《金瓶梅》为必读书，无人见怪，亦未可知，但总之此类署名编刊的书别无发见，则此名誉仍不得不归之墨憨斋主人也。
《山歌》十卷中所收的全是民间俗歌，虽然长短略有不同，这在俗文学与民俗学的研究上是极有价值的。中国歌谣研究的历史还不到二十年，搜集资料常有已经晚了之惧，前代不曾有一总集遗传下来，甚是恨事，现在得到这部天崇时代的民歌集，真是望外之喜了。还有一层，文人录存民歌，往往要加以笔削，以致形骸徒存，面目全非，亦是歌谣一劫，这部《山歌》却无这种情形，能够保存本来面目，更可贵重，至于有些意境文句，原来受的是读书人的影响，自然混入，就是在现存俗歌中也是常有，与修改者不同，别无关系。从前有人介绍过《白雪遗音》，其价值或可与《山歌》比，惜只选刊其一部分，未见全书，今朱君能将《山歌》覆印行世，其有益于学艺界甚非浅鲜矣。关于冯梦龙与《山歌》的价值，有马隅卿顾颉刚两先生之序论在，我只能拉杂写此一篇，以充跋文之数而已。
中华民国念三年十一月念四日，识于北平苦茶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