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隋室兴亡（下）
第五节 炀帝事四夷
炀帝之事四夷，始于西域，导之者裴矩也。《矩传》云：时西域诸蕃，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远略，诸商胡至者，诱令言其国俗、山川险易，撰《西域图记》三卷，入朝奏之。其序曰：“突厥、吐浑，分领羌、胡，为其拥遏，故朝贡不通。诸蕃既从，浑、厥可灭。混一戎夏，其在兹乎？”序又言：“自汉通西域，虽大宛以来，略知户数，而诸国山川，未有名目；姓氏、风土、服章、物产，全无纂录，兼并诛讨，互有兴亡。或地是故邦，改从今号；或人非旧类，因袭昔名。兼复部民交错，封疆移改；戎狄音殊，事难穷验。此书所记，凡四十四国。依其本国服饰仪形，王及庶人，各显容止，即丹青模写，仍别造地图，穷其要害。”其书当有可观，不能以其意在长逢，以人废言也。帝引矩亲问。矩又盛言胡中多诸宝物，吐谷浑易可并吞。帝由是甘心焉。复令矩往张掖，引致西蕃。至者十余国。帝有事于恒岳，咸来助祭。将巡河右复令矩往敦煌。矩使说麹伯雅、吐屯设等，啖以厚利，导使入朝。参看上节。竟破吐谷浑，拓地数千里。并遣兵戍之。每岁委输，巨亿万计。见下。帝至东都，矩风帝令都下大戏。见上节。又令“三市店肆，皆设幄帐，盛列酒食，遣掌蕃率蛮夷与民贸易，所至之处，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隋书·矩传》云：“蛮夷嗟叹，谓中国为神仙”，此乃夸饰之辞，能来为商贾者，其愚必不至此。《旧唐书·矩传》云“夷人有识者咸私哂其矫饰”，盖得其实。帝遣薛世雄城伊吾，今新疆哈密县。令矩共往经略。《矩传》云：矩讽谕西域诸国曰：“天子为蕃人交易悬远，所以城伊吾耳。”咸以为然，不复来竟。《世雄传》云：与突厥启民可汗连兵击伊吾。师次玉门，启民背约，兵不至。世雄孤军度碛。伊吾初谓隋军不能至，皆不设备，闻世雄兵已度碛，大惧请降。盖初亦欲用兵，逮后突厥之兵不来，若伊吾之民坚拒，则其势殊可危，止其来竞，实矩说谕之功也。玉门，隋县，在今县东。矩又请反问射匮，令潜攻处罗。后处罗为射匮所迫，竟随使入朝。见下。从巡塞北，幸启民帐。时高丽遣使通于突厥。启民不敢隐，引之见帝。矩请面诏其使，放还本国，令速朝觐。不然者，当率突厥诛之。帝纳焉。高元不用命，始建征辽之策。《酷吏·元弘嗣传》云：大业初，炀帝潜有取辽东之意，遣弘嗣往东莱海口监造船，则征辽之意，实不始于是时，谋亦非出于矩。特矩画是策，有以速其行耳。东莱见第二节。矩于外交，不可谓无才，然时边方无衅，勤远略徒以劳民；炀帝之纵侈，矩宁不之知，顾又长逢其恶；其罪实不可恕也。
《西域传》云：“炀帝时，遣侍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使于西蕃诸国，复令裴矩于武威、张掖间往来以引致之。其有君长者，四十四国。此即据裴矩《西域图记》序以为言。”序云：“二汉相踵，西域为传，户民数十，即称国王，徒有名号，乃乖其实。今者所编，皆余千户。其山居之属，非有国名，及部落小者，亦多不载。则其所载，实尚不全也。大业中，相率来朝者，三十余国，帝因置西域校尉以应接之。寻属中国大乱，朝贡遂绝，事多亡失。今所存录者，二十国焉。”盖谓高昌、康、安、石、焉耆、龟兹、疏勒、于阗、汗、吐火罗、挹怛、米、史、曹、何、乌那曷、穆、波斯、漕，及统于安之毕国也。在安西百余里。诸国缘起及释地，均已见《秦汉史》及《两晋南北朝史》。其中惟高昌王为汉人，深有慕化之志。高昌在拓跋魏时，屡求内徙，见《两晋南北朝史》第十六章第八节。炀帝大业五年（609），其王麹伯雅来朝，因从击高丽还，尚宗女华容公主。至八年（612）乃归蕃，下令国中解辫削衽。《传》云：“虽有此令，取悦中华，竟畏铁勒，不敢改也。”案伯雅此举，自出慕化之诚。当时中国已乱，不必取悦；而铁勒无强部，亦不足畏也。吐火罗与悒怛杂居，兄弟同妻，盖尝为悒怛所据？《悒怛传》云：先时国乱，突厥遣通设字诘强领其国，通设，盖谓能自通于可汗之设？其人名诘强。则又隶属于突厥矣。此外皆昭武诸姓及西域旧国。其来也，亦以市易之利而已。
吐谷浑主伏允，炀帝即位，遣其子顺来朝。时铁勒犯塞，复请降，帝遣裴矩讽令击浑以自效。铁勒许诺，勒兵袭浑，大败之。伏允东走，保西平境。帝复令观王雄出浇河，隋郡，今青海贵德县。宇文述出西平以掩之。述追之急，伏允南遁山谷间。据《吐谷浑传》。《宇文述传》：袭浑者为契弊歌稜。浑遣使请降求救。帝令述屯兵西平之临羌城，抚纳降附，浑见述拥强兵，不敢降，西遁，述乃追击之。契弊歌稜，见下。临羌城，在今西宁西。其故地皆空。《吐谷浑传》。《传》又云：自西平临羌城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置郡县镇戍，发天下轻罪徙居之。案此即指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见上节。鄯善、且末，盖高昌、伊吾所献，西海、河源，则吐谷浑之地也。时大业四年七月也。明年三月，帝西巡。伏允保覆袁川。在今青海东北境。帝命分兵屯驻，四面围之。伏允以数十骑遁去。遣将追捕，皆为所杀。《本纪》。伏允率二千骑客于党项。帝立顺为主，送出玉门，令统余众，以其大宝王尼洛周为辅。至西平，其部下杀洛周。顺不果入而还。大业末，伏允复其故地，屡寇河右，郡县不能御焉。《刘权传》：炀帝命权置河源郡积石镇。大开屯田，留镇西境。在边五载，诸羌怀附。吐谷浑余烬远遁，道路无壅。河源等四郡之设，《本纪》在大业五年六月，则伏允之复其故地，当在十年后矣。
西羌种类，《隋书》所载，又有附国及嘉良夷。附国在蜀郡西北二千余里，其东为嘉良夷。大业初，于益州置蜀郡。《传》又云：嘉良有水，阔六七十丈，附国有水，阔百余丈，并南流，用皮为舟而济，盖今雅江、金沙江也。附国有王，嘉良夷惟种姓自相率领。其人皆垒石为而居，高至十余丈，下至五六丈。俗好复仇。妻其群母及嫂。儿弟死，父兄亦纳其妻。皆羌俗也。附国南有薄缘夷，风俗亦同。西有女国。《隋书》之女国，即新旧《唐书》之东女，中实包含二国：一在于阗之南，即见于《大唐西域记》，其本名为苏伐剌拏瞿呾罗者。《隋书》云“将盐向天竺兴贩”，《旧唐书》云“文字同于天竺”，《新唐书》云“风俗大抵与天竺同”。皆此国也。此国惟隋开皇六年（586）或曾一来，已见第二节。一即此所谓女国。《唐书》谓其东接茂州，东南接雅州，王居康延川，中有弱水南流者。《旧书》云：隋大业中，蜀王遣使招之，拒而不受，盖指此国。唐天宝前数来，后入于吐蕃，贞元中乃复至，事见后。《隋书》及新旧《唐书》，皆合二国为一，实大误也。茂州，今四川茂县。雅州，今雅安县。其东北连山绵亘数千里，接于党项，往往有羌。并在深山穷谷，无大君长。风俗略同党项。或役属吐谷浑，或附附国。大业中来朝贡，缘西南边置诸道总管以遥管之。
炀帝东征之举，始于大业七年（611）。是年，帝如涿郡。明年正月，大军集，分为左右，各十二军，命总集于平壤。又有沧海道军，径造平壤。《本纪》云：总百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二百万，馈运者倍之，终四十日，引师乃尽，旌旗亘千里，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三月，车驾渡辽，营于辽东，分道出师，各顿兵于其城下。七月，宇文述等九军败绩于萨水，遂班师。《高丽传》云：帝敕诸将：高丽若降，即宜抚纳，不得纵兵。城将陷，高丽辄言请降，诸将不敢赴机，先令驰奏，比报至，高丽守御亦备。如此者再三，帝终不悟，遂至师老食尽焉。《于仲文传》云：至鸭渌水，高丽将乙支文德诈降，来入其营。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必擒之。至是将执之。尚书右丞刘士龙为抚慰使，固止之，遂舍。寻悔，遣人绐文德曰：更有言议，可复来也。文德不从，遂济。仲文选骑渡水追之，文德烧栅而遁。时宇文述以粮尽欲还。仲文议以精锐追文德，述固止之。仲文怒。
初帝以仲文有计画，命诸军谘禀节度。述等不得已，从之。东至萨水，述等以兵馁退归，师遂败绩。帝以属吏，诸将皆委罪于仲文。帝大怒，释诸将，独系仲文。仲文忧恚发病，困笃方出之。卒于家，时年六十八。宇文述与仲文并除名，刘士龙见杀，见《纪》。《宇文述传》云：述与九军至鸭渌水，粮尽，议欲班师。诸将皆同。述不测帝意。会乙支文德来，述先与于仲文俱奉密旨，令诱执文德，既而缓纵文德逃归。述内不自安，遂与诸将度水追之。文德欲疲述众，每斗皆北。述一日之中，七战皆捷。既恃骤胜，又内逼群议，遂进。东济萨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为营。文德复遣使伪降。述见士卒疲敝，不可复战；又平壤险固，卒难致力；遂因其诈而还。众半济，高丽击后军，于是大溃。一日一夜，还至鸭渌水，行四百五十里。初度辽，九军三十万五千人，及还至辽东城，惟二千七百人而已。有机不乘，任其行诈，炀帝纵昧兵谋，未必迂阔至此。乙支文德，诏旨以与高元并举，必高丽之宿将重臣，既来而复纵之，刘士龙亦岂若是其愦？盖当时劳师远涉，实如强弩之末，高丽之不可力取，形势业已显然，故冀以抚纳，懈其斗志也。乙支文德既敢轻来，军中必已严备，执之何益？疲兵乏食，平壤岂复可攻？
然则仲文之计，实为行险徼幸，诸将殆非委罪之辞也。宇文述骄贵，必不肯听仲文节度，则炀帝命诸将谘禀，度亦不过令参计议，并无统率之权。然则当日九军，殆无元帅？此其所以进不得速，退不能果，终至一败涂地欤？《段文振传》：文振是役出南苏道，在道疾笃，表言：“夷狄多诈，深须防拟。口陈降款，心怀背叛。诡伏多端，勿得便受。水潦方降，不可淹迟。惟愿严勒诸军，星驰速发，水陆俱前，出其不意。平壤孤城，势可拔也。倾其本根，余城自克。如不时定，脱遇秋霖，深为艰阻，兵粮又竭，强敌在前，靺鞨出后，迟疑不决，非上策也。”则高丽列城坚守，延引师期之计，隋朝将帅，未尝不洞烛之。炀帝分兵以缀其列城，而使宇文述等直指萨水，似亦欲倾其本根。然三月已至辽东，七月方临鸭渌，则军行实病其迟。盖失之徒知用众，而不能以轻锐赴机。然万乘亲行，则势不能不出于持重。《庾质传》：质于是役承召问，尼帝亲行，而请命骁勇，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明年，又问，仍以是为言；盖正虑此失？此则失于炀帝之矜功而轻敌，必欲亲行以为快也。入虎口而能脱，引敌至距国都一舍之地而不疑，乙支文德，则可谓智勇兼济矣。是役也，来护儿以水军入水，破平壤郛。纵军大掠，稍失部伍，为高元弟建武所败，退屯海浦。闻宇文述等败，亦还。隋惟于辽西拔武厉逻，置辽东郡及通定镇而已。通定镇，在辽中县辽河西岸。
九年二月，炀帝又征兵讨高丽，四月，车驾度辽。遣宇文述、杨义成趋平壤。六月，杨玄感反于黎阳，县，在今河南浚县东北。班师。《高丽传》云：是役帝敕诸军，以便宜从事，诸将分道攻城，高丽势日蹙。会杨玄感作乱，反书至，帝大惧，即日六军并还。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丽，政与玄感兄弟交。玄感反，政与通谋。玄感弟玄纵、万硕从幸辽东，玄感潜遣人召之，玄纵等亡归，亦政之计也。帝穷治玄纵党与，政不自安，遂亡奔高丽。高丽具知事实，悉锐来追，殿军多败。《李景传》：旋师，以景为殿，高丽追兵大至，景击走之。
杨玄感者，素之子，为礼部尚书。时在黎阳督运。玄感爱重文学，四海知名之士，多趋其门。自以累世尊显，有盛名于天下；在朝文武，多是父之将吏。复见朝纲渐紊，帝又猜忌日甚，内不自安，遂与诸弟潜谋废帝，立秦王浩。俊子。炀帝即位，立以奉俊嗣。从征吐谷浑，还至大斗拔谷，从官狼狈，见上节。玄感欲袭行宫。其叔慎曰：“士心尚一，国未有衅，不可图也。”乃止。至是，来护儿以舟师自东莱将入海。玄感以百姓思乱，乃谬言护儿以失军期反，以讨之为名，移书旁近，各令发兵。李密者，父宽，自周及隋，数经将领。密袭父爵，为蒲山公。蒲山，郡名，未知所在。与玄感为刎颈交。玄感以为谋主，问计焉。密曰：“天子出征，远在辽外。南有巨海之限，北有胡戎之患，中间一道，理极艰危。今公拥兵，出其不意，长驱入蓟，直扼其喉，不过旬月，赍粮必尽，举麾一召，其众自归，此计之上也。轻赍入关，天子虽还，失其襟带，据险临之，故当必克，此计之中也。
若随近逐便，先向东都，攻战必延岁月，胜负且未可知，此计之下也。”玄感以百官家口，并在东都，若不取之，安能动物。遂不用密计攻之。民部尚书樊子盖辅越王侗炀帝孙，见下节。留守东都，力拒之。刑部尚书卫玄率众数万，自关中来援。玄感遂不能克。帝遣陈稜攻黎阳，屈突通屯河阳，宇文述发兵继进，来护儿复来赴援。李子雄者，在周世从武帝平齐。后破尉迟迥、伐陈俱有功。汉王谅之乱，炀帝疑幽州总管窦抗，杨素进子雄袭执之。因发幽州兵，破谅略燕赵之众。后为右武候大将军，坐事除名。及是，帝令从军自效，从来护儿。玄感反，帝疑之，诏锁送行在所。《隋书》本传。《旧唐书·李密传》云：坐事被收系，送行在所。子雄杀使者，亡归玄感，与李密俱劝玄感入关。至弘农宫，隋弘农郡，今河南陕县。玄感欲攻之，李密谏，不听。攻之，三日不拔，方引而西。《蔡王智积传》曰：大业七年（611），授弘农太守。杨玄感自东都引军而西。智积谓官属曰：“玄感闻大军将至，欲西图关中。若成其计，则根本固矣，当以计縻之。”及玄感军至，智积登陴詈辱之。玄感怒甚，留攻之。数日，宇文述等军至，合击破之。此非实录。玄感即无谋，亦非不忍于智积之骂者也。至阌乡，今河南阌乡县。为追兵所及，遂败。玄感谓弟积善杀己，积善因自刺，不死，为追兵所执，与玄感首俱送行在所。磔其尸于东都市，三日，复脔而焚之。诸弟并具枭磔。
玄感之围东都也，梁郡韩相国举兵应之。梁郡，今河南商丘县。旬月间众十余万，攻剽郡县，至于襄城。隋郡，今河南临汝县。玄感败，兵渐溃散，为吏所执，传首东都。余杭刘元进，余杭，隋郡，今浙江杭县西。亦举兵应玄感。三吴苦役者，莫不响应。旬月间众至数万，将渡江而玄感败。吴郡朱燮、吴郡，今江苏吴县。晋陵管崇晋陵郡，今江苏武进县。亦举兵，有众七万。共迎元进，奉以为主，据吴郡称天子。帝遣吐万绪、鱼俱罗讨之。燮战死。俄而二将俱得罪。帝令江都丞王世充发淮南兵讨平之。然其余党往往保险而守，继续抵抗，其后董道冲、沈法兴、李子通等乘之而起焉。
十年二月，帝复诏百寮议伐高丽。数日，无敢言者。于是复下诏亲征。七月，次怀远镇。高丽遣使请降，囚送斛斯政。八月，班师。十月，至东都。十一月，支解斛斯政于金光门外。《高丽传》云：“时盗贼蜂起，人多流亡，所在阻绝，军多失期。至辽水，高丽亦困弊，故遣使乞降。”《来护儿传》云：是役，护儿率师渡海。至卑奢城，高丽举国来战，护儿大破之。将趋平壤。高元请降。帝遣人持节诏护儿旋师。护儿集众曰：“三度出兵，未能平贼。此还也，不可重来。今高丽困弊，野无青草，以我众战，不日克之。吾欲进兵，往围平壤，取其伪主，献捷而归。”答表请行，不肯奉诏。长史崔君肃固争，诸将尽劝还，方始奉诏。此为妄言，无待辩正。《高丽传》所谓彼亦困弊者，疑亦此等自解之饰辞。当时马訾以东，实未大受兵祸，何至野无青草邪？
突厥启民可汗，以大业四年（608），朝于东都。是岁卒，子咄吉立，是为始毕可汗。《裴矩传》云：“矩以始毕部众渐盛，献策分其势，将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设，拜为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始毕闻而渐怨。矩又言突厥本淳，易可离间，但其内多群胡教导之。闻史蜀胡悉，尤多奸计，幸于始毕，请诱杀之。”帝曰：“善。”矩遣告胡悉：“天子大出珍物，今在马邑，若前来此，即得好物。”胡悉贪，不告始毕，率其部落，尽驱六畜，星驰争进。矩伏兵马邑下诱斩之。诏报始毕曰：“史蜀胡悉，忽领部落，走来至此，云背可汗，请我容纳，今已斩之。”始毕亦知其状，由是不朝。案《段文振传》言：文振尝劝炀帝迁启民于塞外，则突厥元气渐复，自启民时已然，始毕之叛，亦不尽由裴矩之诈谖也。十一年八月，帝巡北塞，始毕谋袭乘舆，义成公主遣使告变。帝驰入雁门。突厥围城，官军频战不利。帝大惧，欲率精骑溃围而出。《宇文述传》云：述请溃围而出，盖述之计，而帝欲从之。樊子盖固谏，乃止。《苏威传》：威亦谏止帝。诏天下诸郡募兵。于是守令多来赴难。九月，突厥乃解围去。《虞世基传》言：帝为突厥所围，战士多败，世基劝帝重为赏格，亲自抚循；又下诏停辽东之事。帝从之。师乃复振。及围解，勋格不行；又下伐辽之诏；由是朝野离心。《旧唐书·裴瑀传》亦云：劝帝下诏，明告军中，赦高丽而专事突厥。以此出为河池太守。河池，今陕西凤县。《隋书·高丽传》谓帝受降后，仍征高元入朝，元竟不至。帝敕诸军严装，更图后举，会天下大乱，遂不克复行。则事虽未果，其谋迄未尝息也，亦可谓至死不悟矣。
大逻便之执，其国立鞅素特勒之子，是为泥利可汗。卒，子达漫立，号泥撅处罗可汗。其母向氏，本中国人，生达漫而泥利卒，又嫁其弟婆实特勒。开皇末，婆实共向氏入朝，遇达头乱，遂留京师。处罗居无恒处，然多在乌孙故地。复立二小可汗，分统所部：一在石国北，以制诸胡国；一居龟兹北，其地名应婆。大业初，处罗抚御无道，其国多叛。与铁勒屡相攻，大为所败。时裴矩在敦煌，知处罗思其母氏，奏之。炀帝遣司朝谒者崔君肃据《西突厥传》。《本纪》作崔毅。赍书慰谕之。处罗遣使朝贡。帝西狩，遣召处罗会大斗拔谷。其国人不从，处罗遂谢使者。帝大怒，而无如之何。会其酋长射匮达头孙。遣使来求婚。裴矩请拜为大可汗，以裂其国。帝召其使者，言处罗不顺，射匮有好心，吾将立为大可汗，令发兵诛处罗，然后当为婚也。射匮闻而大喜，兴兵袭处罗。处罗大败，遁于高昌东，保时罗漫山。麹伯雅上状。帝遣裴矩将向氏亲要左右，驰至玉门关晋昌城。晋昌，晋县，故城在今安西县东。矩遣向氏使诣处罗所晓谕，遂入朝。以七年十二月，据《纪》。朝于临朔宫。在涿郡。明年，诏留其累弱万余口，令其弟达度阙据《西突厥传》。《裴矩传》作阙度设。《通鉴》作达度阙设。畜牧会宁郡。在今甘肃靖远县东北。处罗从征高丽，赐号为曷萨那可汗。《本纪》作曷娑那。十年正月，以宗女为信义公主妻之。帝将复其故地，以辽东之役未遑也。每从巡幸。江都之乱，从宇文化及至河北。化及将败，奔归京师，为北蕃突厥所害。处罗先与始毕有隙，始毕遣使请杀之。达度阙为李轨所灭。皆见《旧唐书·西突厥传》。处罗未尝犯顺，炀帝徒忿其不朝，遽嗾射匮破坏其国，实为无道之举。《裴矩传》言：帝自辽东还，至涿郡，以杨玄感初平，令矩安集陇右，因之会宁存问曷萨那部落。遣阙度设寇吐谷浑。频有虏获，部落致富。还而奏状，帝大赏之。则又使突厥破坏吐谷浑也。亦可谓无道之至矣。
《铁勒传》云：大业元年（605），处罗击铁勒诸部，厚税敛其物。又猜忌薛延陀等，集其魁帅数百人，尽诛之。由是一时反叛。立俟利发俟斤契弊歌楞为易勿真莫何可汗。契弊，即《唐书》之契苾。歌楞，即袭吐谷浑之歌稜也。居贪汗山。复立薛延陀俟斤字也咥为小可汗。处罗败，莫何始大。伊吾、高昌、焉耆诸国悉附。大业三年（607），遣使贡方物。自是不绝云。
《奚传》云：大业时，岁遣使贡方物。《契丹传》虽无文，亦当同之，特史有漏略耳。《靺鞨传》云：炀帝初，与高丽战，频败其众。渠帅度地稽率其部来降，居之柳城。此为靺鞨部族入居塞内之始。盖违高丽之难而来也。
东南海路，炀帝所通者，为流求及赤土。流求，《传》云：居海岛之中，当建安郡东，建安，今福建建瓯县。水行五日而至，盖今之台湾也。其人深目高鼻，颇类于胡，而有文身食人之俗。又云：大业元年（605），海师何蛮云，每春秋二时，天清风静，东望依希，似有烟雾之气，亦不知几千里。三年（607），炀帝令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何蛮言之，遂与蛮俱往。因到流求国。言不相通，掠一人而返。明年，帝复令宽慰抚之。流求不从。宽取其布甲而还。时倭国使来朝，见之曰：“此夷邪久国人所用也。”案时或别有夷邪久国，所用布甲，与流求同，不必流求即夷邪久也。帝遣武贲郎将陈稜、朝请大夫张镇州《陈稜传》作周。率兵自义安浮海击之。义安，宋县，今浙江诸暨县枫桥镇。稜将南方诸国人从军。有昆仑人，颇解其语。遣人慰谕之。流求不从，拒逆官军。稜击走之。进至其都，焚其宫室，虏其男女数千，载军实而还。据此传，似朱宽入海，意本不在流求，而《纪》于三年（607）书遣宽使流求国，疑事后追书，昧于当时情事；抑或误以四年（608）之事，系之三年（607）。《纪》于四年（608）书倭使来贡方物，固与《传》见其布甲之言合也。《纪》又于六年二月，书稜、镇州击流求，破之，献俘万七千口，颁赐百官，与《稜传》言稜以大业三年（607）拜武贲郎将，后三岁而击流求者合。然献俘在二月，则出兵必在五年（609）矣。《稜传》云：流求人初见船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野蕃多畏生人，使前此惟与昆仑相稔，见华人必相畏忌，而竟来诣军中，则似其与华人，亦非绝无交接。《流求传》言朱宽、何蛮因到其国，亦明故知之而非无意遇之也。然则中国之知有台湾，必在大业以前矣。此可见新地之通，多出民间之力，而非政府所能为也。
《隋书·南蛮传》云：大业中，南荒朝贡者十余国，其事迹多湮灭。今所存录，四国而已，谓林邑、赤土、真腊、婆利也。流求在《东夷传》中。林邑自刘方班师，梵志复其故地，遣使谢罪，朝贡不绝。赤土，扶南之别种。其王姓瞿昙氏，名利富多塞。不知有国远近，称其父释王位出家，传位焉。真腊，本扶南属，国。其王姓刹利氏，名质多斯那。自其祖渐已强盛，至质多斯那，遂兼扶南而有之。死，子伊奢那先代立。盖皆扶南属地，分携独立。而婆利，艾莫涅云为扶南别名，见《两晋南北朝史》第十六章第四节。则其本国仍存也。赤土，《唐书·地理志》云：在万安州南，万安州，今广东万宁县。渡海便风十四日至鸡笼岛，即至其国。赤海中之一洲。盖今马来半岛东岸岛屿。常骏往还路程，具见《隋书》本传，云经鸡笼岛至于赤土之界，其王遣舶来迎，又月余至其都，则过鸡笼岛，所至仅其属境而已。真腊则今柬埔寨之地也。炀帝即位，募能使绝域者。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往使赤土。其王遣子那耶迦随骏贡方物。《赤土传》云：骏等请使，在大业三年（607），其年十月，自南海郡发，《本纪》则骏之出使在四年三月。《传》云：骏与那耶迦以六年（610）春谒帝于弘农，而据《纪》，则五年二月，赤土又尝遣使贡方物。南海见第三节。婆利以大业十二年（616），真腊以十三年（617）遣使朝贡。《传》又云：南荒有丹丹、盘盘二国，亦来贡方物。盖失其年月，又不详其事迹，故不得与存录之四国伍也。
《倭传》云：开皇二十年（600），其王姓阿每，字多利思北孤，号阿辈鸡弥，遣使诣阙。大业三年（607），又遣使朝贡。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炀帝览之，不悦，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明年，上遣文林郎裴清使其国。复令使者随清来贡方物。《传》云其后遂绝，而据《本纪》，则六年正月，又尝遣使贡方物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