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州笔谈
从小时候就在家里看见一部《巴山七种》，无事时随便翻看，三十年来不知道有几次了，及今才知其妙。书有同治乙丑（一八六六）序，木刻小本，纸墨均劣，计《皇朝冠服志》二卷，《治平要术》一卷，《衡言》四卷，《放言》二卷，《江州笔谈》二卷，《白岩文存》六卷，《诗存》五卷，共二十二卷，云有《治官记异》及《字通》二书已先刊行，则未之见。著者为栖清山人王侃，《文存》卷四有自撰墓志，知其字迟士，四川温江人，以贡授州判不就，撰文时为咸丰辛酉称行年六十有七，计当生于乾隆六十年乙卯（一七九五）也。墓志自称“山人喜事功，不解渊默，心存通脱，死生不以置怀，何有名利，其为人直口热肠，又性卞急，以故于时不合，然与人无町畦，人亦不忍相欺云”。又云“良恨前后执政庸庸，不能统天下大计，建言变法，以致世局日坏”，可见在那时也是一个有心人。但是我所觉得有意思者还在他对于一般事物的常识与特识，这多散见于笔记中，即《衡言》《放言》与《江州笔谈》。据他在墓志里说，“随时自记其言，论古者可名‘衡言’，谈时事者可名‘放言’，一听后人分部统名‘笔谈’，”其实内容大略相似，随处有他的明达的识见。《江州笔谈》大约是在江津所记，因为较是杂记性质，所以拿来权作代表，其二言所谈及者便即附列在内。栖清山人论小儿读书很有意思，《笔谈》卷上云：
“读书理会笺注，既已明其意义，得鱼忘筌可也，责以诵习，岂今日明了明日复忘之耶。余不令儿辈读章句集注，盖欲其多读他书，且恐头巾语汩没其性灵也，而见者皆以为怪事，是希夷所谓学《易》当于羲皇心地上驰骋毋于周孔注脚下盘旋者非也。”卷下又云：
“教小儿，不欲通晓其言而唯责以背诵，虽能上口，其究何用。况开悟自能记忆，一言一事多年不忘，传语于人莫不了了，是岂再三诵习而后能者耶。”《衡言》卷一亦有一则可以参考，文云：
“周诰殷盘佶屈聱牙，寻绎其义不过数语可了，有似故为艰深者，不知当时之民何以能解，岂一时文体所尚如是乎，抑果出于下吏之手乎？授小儿强读之，徒形其苦，未见其益。”山人又痛恶八股文字，《笔谈》卷上云：
“唐宋金石文字间用左行，字大小斜正疏密不拘，署衔名长短参差有致，虽寥寥数语，出自巷曲细民，文理亦形古雅。今之碑板文既陋劣，语言名称尤甚不伦，良由独习进取之文，不暇寻古人门径。独惜土木之工壮丽称于一时，而文不足传后，千载下得不笑今世无人耶。”又云：
“诗以言情，感于所遇，吐露襟怀，景物取诸当前，何假思索，若本无诗情而勉强为诗，东抹西涂，将无作有，即得警句亦不自胸中流出，况字句多疵，言语不伦耶。至以八股之法论诗，谓此联写题某处，此句写题某处。岂知古人诗成而后标出作诗之由，非拟定此题然后执笔为诗，梦梦如是无怪人以作诗为难，亦犹人皆可为圣贤，自道学书连篇累牍，言心言性，使人视为苦事，不敢有志圣贤也。”又云：
“文之最难者无如八股，故虽以之名家，其一生不过数艺可称合作，然置之场屋不必能取科名，取科名者亦不必皆佳，而皆归于无用，昌黎所谓虽工于世何补者尚足以记载事物称颂功德也。今捐班有诗字画皆能而独不通八股者，以其能取科名，不敢轻视，倘或知其底里，恐不愿以彼易此也。”《放言》卷上云：
“执笔行文所以达意，不但不能达意，而并无意可达，徒将古人陈言颠倒分合，虚笼旁衬，欲吐还吞，将近忽远，作种种丑态，争炫伎俩，而犹以为代圣贤立言，圣贤之言尚不明了而待此乎。又况登第之后日写官板楷书，得入翰林亦第以诗赋了事，今世所谓读书人者止此。不解韬钤，不明治术，而又拘于宦场习套，庸庸自甘，安得贤豪接踵，将此辈束之高阁也。”又云：
“农谈丰歉，工谈巧拙，商谈赢绌，宜也。士之为士只宜谈八股乎？求进取不得不习八股，既已仕矣，犹不可废之乎？秦燔百家言以愚黔首，今尚八股以愚黔首，愚则诚愚矣，其如人才不竞，不能以八股灭贼何？”其对于武人亦大不敬，《放言》卷上云：
“服物采章以表贵贱，然异代则改，异域顿殊，一时一地之荣何足为重。今饰功冒赏，冠多翘翘，蓝翎倍价而不可得，貂可续以狗尾，此则将何为续？当此之时犹复奔竞营求，抑知无贼之地固可拗项自雄，一旦遇贼，惧为所识，又将拔之唯恐不及乎？”卷下又云：
“军兴以来，州县官募勇先挑围队自卫。此辈近官左右，习于趋跄应对，自矢报效，有似敢死，一旦遇贼，借事先逃，给口便言，官犹信其无贰，此与孙皓左右跳刀大呼决为陛下死战，得赐便走者何异。然皓犹出金宝为赐，不似今日但赏功牌遂欲人致死也。”语涉时事，遂不免稍激昂，却亦有排调之趣。但我更喜欢他别的几条，意思通达而明净，如《笔谈》卷上论薄葬云：
“周主郭威遗命纸衣瓦棺以葬，至今要与厚葬者同归于尽。回人好洁，葬法有衾无衣，有椁无棺，血肉时化入土。余生无益于人，死亦不欲有害于人，安得负土而出之石，掘土数尺，凿空足容吾身，即石面大书刻曰栖清山人王侃之藏，死时襚以布衣，纳入其中，筑土种豆麦如故，但取古人藏其体魄勿使人畏恶之意，虽于礼俗未合，亦非无所师法也。”又《衡言》卷三云：
“习俗移人，聪明才智之士苟无定见，鲜不随风而靡。长乐老历事四姓，亦以其时不尚气节，故反以为荣耳，使其生于南宋，道学中未必无此人也。”此外还有好些好意思，不过引用已多，大有文抄公的嫌疑，所以只好割爱了。就上面所抄的看去，可以知道他思想的大略，这虽然不能说怎么新奇，却难得那样清楚，而且还在七八十年前，有地方实在还比现在的人更是明白。现在有谁像他那样的反对读经做八股呢？《巴山七种》随处多有，薄值可得，大家破工夫一读，其亦不无小补欤。
（廿三年六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