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失的原稿
我从光绪甲辰年开始写文章，于今已有四十年以上了，出版的单行本连翻译在内也有四十几册，想起来时光过的真快，浪费的纸墨也不算少，这如掉一句文正该称之曰灾梨祸枣吧。现在存留的文章不为不多，虽然仔细的看起来可存的也实在无几，但是对于偶然遗失了的几篇却总觉得可惜，不免有时还要想起。这里值得一说的是很早的一部译稿，这是俄国亚力克舍托尔斯泰所著的历史小说，原名“银公爵”，译文有十万多字。这位大托尔斯泰比那《战争与和平》的著者年纪要大十一岁，虽然不及他的后辈那么有名，可是他那小书在本国大受欢迎，我们看了也觉得非常有趣。这里边讲的是俄皇伊凡第四时代的故事，他据说是有点精神病的，很有信心而又极是凶暴，当时称为可怕的伊凡。书中的主人公虽是银公爵，原姓舍勃良尼，译意曰银氏，是呱呱叫的烈士忠臣，也是个美男子，但是总不大有生气，有如戏文里的落难公子，出台来唤不起观众的兴趣，倒是那半疯狂的俄皇以及懂得妖法的磨工，虽只是二花面或小丑脚色，却令人读了津津有味，有时不禁要发笑。光绪丙午九月我到东京，住在本乡汤岛的伏见馆内，慢慢动手翻译英国哈葛得安特路郎共著的小说《世界欲》，至丁未二月译成，改名为“红星佚史”，由故蔡谷清君介绍，卖给商务印书馆，得价洋二百元。那年夏天由汤岛移居东竹町，在旧书店买得《银公爵》的英文译本，名曰“可怕的伊凡”，是一种六便士的粗印本，可是内容很有趣味，于是计划来翻译，大概是在丁未之冬完成的吧，因为是用拟古文翻译的，所以觉得原名“银公爵”不甚雅驯，改称曰“劲草”。这译文是我起草，由鲁迅抄录，用蓝格的日本纸，订成一厚本，又寄给商务印书馆去。不久原稿退了回来，说此书已经译出付印，当然不能再收了。后来那本译本印了出来，书名“不测之威”，似不著译人姓名，我们披读了一回之后，虽然不敢说自己的译得好，毕竟敝帚自珍，人情之常，也无足怪。译书卖钱以还书债，这预算一时顿挫了，不得不为补救之计，结果是那册匈加利育诃摩尔的小说，译名是“匈奴奇士录”，如序上所记其时为戊申五月，《劲草》的译稿收在柳条箱内，辛亥年秋间带回绍兴，民国初二年间又由鲁迅携至北京，想寻找发表的机会，最初交给某杂志社，其次交给某日报社，终于不能登出，末了连信息都没有，因为社是在外埠，所以就此了结了。这是遗失的原稿的第一件，虽然这事已在三十年前，只因对于原书尚有爱好之意，现今想起来还不免觉得可惜。
其次是“夜读抄”内的一篇，原名“习俗与神话”，是讲安特路郎的人类学派的神话解说的，民国二十年冬间写出，寄给东方杂志社，预备登在三月号上，可是上海战争勃发，这篇稿子也就毁于宝山路的一炬之中了。安特路郎的书曾经给过我好许多益处，不能轻易忘记，像神话学这样冷货色，又觉得少有人理会，也须得略为介绍，很想补写一篇，可是徒有心愿，提不起兴致来，亦是徒然。直至二十二年的年底，这才从新来写，题目虽还是一样，内容大概已全不相同，又位置仍旧列在“夜读抄”第三，依年月来说却应当算是第十篇了。第三次是在民国二十六年的七月，写了一篇《藏砖小记》，寄给天津《大公报》，供文学周刊之用。其时卢沟桥事件已经发生，大家希望不会扩大，都还沉住了气各自做他的事，不料战火一发不可复收，天津陷落之后，我的那篇原稿也就不可复问了。所记的各种古砖寒斋里都保存着，而且也还是一两块的增加，如北燕太平三年残砖，又北魏延昌元山并州故民孙抚孙妻赵丑女买墓地砖莂，有文四行八十二字，末说明引时人为中证之故，来时恍惚，不识古人，说的很有意思。如要补作一篇小记，也并不难，可是补写亡失的文章这事比草创要难得多，需要更大的努力，这也可以说是勉强，所以后来一直都没有写，这回编订《秉烛后谈》时便索性将原有的篇目勾除了。
近时又有一回，这是去年十月所写的续草木虫鱼之一篇名曰“蚯蚓”，是老老实实的讲蚯蚓的文章。恰巧龚冰庐君来信说要办杂志，我就把这小文寄去凑热闹，到了十二月中龚君还托人带稿费来，实在受之有愧，却之不恭，因为我写文章的报酬是从每千字零元起算，如逢朋友们办刊物自然照这一条办理，龚君未免太是客气了。可是后来龚君听说卧病，旋即逝世，杂志未能刊出，那篇《蚯蚓》我不曾留有底稿，现今无法追寻，也只好以遗失论了。我并不想冒牌去写科学小品，因为这在我是外行，不敢乱说，只是对于昆虫稍有兴趣，心想少为写一点出来，庶不虚负我的好意。这篇小文从孟子的上食槁壤下饮黄泉说起，引用英国怀德，达尔文，汤姆生诸人著书中的话，说明蚯蚓对于土壤的工作及其功劳，随后又说到蚯蚓的雌雄同体，在《山海经》上常有自为牝牡之句，容易使读者误解或是疑惑，这里便引了瑞德女医师所著《性是什么》的第二章中所述蚯蚓的生殖，由此可知雌雄同体之异体授精状态，是很有意思的事。这些材料全都存在，重写一篇也还容易，但是再也无此兴致，那么只能算了，虽然心里还是惋惜，文章本不足道，便是材料颇好，上边列举出来，希望或者可以有人利用。《蚯蚓》之后又写了一篇《萤火》，根据法勃尔《昆虫记》，说萤火吃蜗牛的故事，这篇小文却不曾失掉，老实说这倒并不觉得喜欢，若是遗失也不怎么可惜也。
在这些文章之中最不能忘记的还是那小说的译本。普通的论文随笔原是自己所写的，有如萧老公在台城所说，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而且自作的文章无论怎么敝帚自珍，到底也只是敝帚，若是翻译则原本是别人的东西，总要比自己的好，倘有失误，仿佛是有负委托，个人的徒劳倒在其次。自己如有力量，还应多去做点翻译工作，庶几于人有益，不过翻译实在要比写作为难，所以未能如愿。文章觉得非写不可而尚未写出的，想起来也不大有，反正是只好从第二三句话说起，不说亦无甚关系，但是心想翻译的文章或是书却并不少，这一件事实在是很值得考虑的。
（民国三十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