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中日之战与马关条约
日本自同治十三年（1874）台湾之役后，又县琉球，我国弗能争《各国立约始末记》卷十七云：同治十一年（1872），琉球王尚泰，朝于日本，受册命而归。日本令以前与他国缔约，呈于外务省，任免三司官，必具状待命。尚泰不怿，时入贡我朝如常例。光绪元年（1875），日本遣使至琉球，命易正朔，更法律，改官制，罢职贡。琉球谢不从，告警于我。日本遂废琉球为冲绳县。征尚泰，置之日都。琉球亡。总理衙门行文诘责，日本坚执前言，谓本为所属。五年（1879），美前总统格兰德来游，复往日本。恭亲王、李鸿章皆属从中调停。日本乃议分琉球宫古、八重山二岛归我，而请于条规增入内地通商，一体均沾二条。鸿章以为二岛贫瘠，复封尚氏，不足自存。若由中国设官置防，徒足增累，以实惠易荒岛，于义奚取。议久不决。八年（1882），日本驻津领事竹添进一谒鸿章，申前论。鸿章议日本还中山旧都，仍以尚民主其祀，日本卒未允。光绪二年（1876），日本与朝鲜立约开釜山、仁川、元山三港，认为自主之国。先是朝鲜王李熙幼，其本生父昰应当国，深恶西人。西人来求通商，辄拒之。西人以告中国，中国辄答以向不干预朝鲜内政。及是，李鸿章复劝朝鲜与各国立约，以牵制俄、日。八年（1882），朝鲜与美立约，鸿章使马建忠、丁汝昌莅之。建忠旋介英、法、德与朝鲜订约，如美例。时李熙已亲政，其妃闵氏之族专权。是年六月，朝鲜兵有叛者，昰应复摄政朝鲜外戚专权，起自清嘉庆之世。时朝鲜纯祖立，方11岁，太后金氏临朝。纯祖晚年，使子昊摄国务，昊妃赵氏亦与政。金赵二氏始争权。昊先纯祖卒，昊子奂继纯祖立，是为宪宗，金后仍垂帘，已为赵氏所排，实权颇归于赵。宪宗无子，其殂也，金氏定策，迎立哲宗，纯祖从子也。金氏复盛，哲宗亦无子，谋建储，金氏族中意见不一，久之不能决。同治二年（1863），哲宗殂，赵氏欲立其从子熙。朝鲜国王之父称大院君，向来无生存者。金氏以为言，赵后不听，卒立之。赵后临朝，使昰应协赞大政。昰应有才气，而知识锢蔽。朝鲜党论，以书院为根据，党人子孙，虽目不识丁，亦称士族，横行乡里，书院以一纸墨印，征钱于民，谓之祭需，民无敢抗者，狡黠者投身为院仆，则可以免役。民疾之如仇。大院君执政，封闭书院千余。居院中者，皆勒归乡里，民大悦。论其才气，实足有为，然不知世界情势，坚持闭关，又任气独断，与权要多不协，则其致祸之根也。朝鲜之知西学，始于明末，自中国传入。朝鲜人信其学而恶其教，亦如中国。朝鲜孝宗，当清康熙时，已用西洋历法，正祖时，严禁自中国往之天主教书籍。纯祖、宪宗时，诛戮教民，然不能绝也。哲宗时，睹咸丰戊午、庚申两役，大惧，闭关之念始坚。乱作时，日本使馆被毁，日本公使花房义质返国请兵。中国驻日公使黎庶昌闻状，驰报署直督张树声。树声遣提督丁汝昌、道员马建忠督兵船赴仁川。总署又奏派提督吴长庆，率师继进，执昰应以归幽诸保定，至十一年（1872）乃释之。日本兵后至，义质谒朝鲜王，多所要求。朝鲜王不应。义质即归国，次济物浦。朝鲜王乃遣使就议，偿日兵费50万元，抚恤遇害官吏5万元。许日本驻兵汉城，防卫使馆。议既定，长庆留驻朝鲜。日本以竹添进一为使。时朝鲜新进之士，多不满朝右旧人，于是有事大、独立两党。光绪十年（1884）十月，新党首领金玉均等作乱，攻王宫，弑闵妃，日本使馆驻兵与焉。长庆败之。中国闻警，遣左副都御史吴大澂、两淮盐运使续昌驰往。日本遣井上馨赴朝鲜。朝鲜以金宏集为全权大臣，初议不谐，馨使人说宏集，卒定约。给抚恤11万元，重建使馆工费2万元，仍驻兵护馆如故。十一年（1885）春，日本遣伊藤博文来，西乡从道为副。中国以李鸿章为全权，及大澂、续昌，与议于天津。定约凡三款：（一）两国均撤兵；（二）两国均勿派员在朝鲜教练兵士；（三）朝鲜有变乱重大事件，两国派兵，均先行文知照，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初议时，日人要我惩处统将，偿恤难民，李鸿章不许。后以驻朝庆军，系鸿章部属，由鸿章行文戒饬，查明如有弑掠日本人情事，定按中**法，从严拿办，而偿恤则未许云鸿章原奏云：“该使臣要求三事，一撤回华军，二议处统将，三偿恤难民。臣维三事之中，惟撤兵一层，尚可酌量允许。我军隔海远役，将士苦累异常，本非久计。朝鲜通商以后，各国官商，毕集王城，口舌滋多，又与倭军逼处，带兵官刚柔操纵，恐难一一合宜，最易生事。本拟俟朝乱略定，奏请撤回，而日兵驻扎汉城，名为护卫使馆，实则鼾睡卧榻，蟠踞把持，用心殊为叵测。今乘其来请，正可趁此机会，令彼撤兵，以杜其并吞之计。但日本久认朝鲜为自主之国，不欲中国干预，其所注意，不在暂时之撤防，而在永远之辍戍。若彼此永不派兵驻朝，无事时固可相安，万一倭人嗾朝叛华，或朝人内乱，或俄邻有侵夺土地之事，中国即不复能过问，此又不可不熟虑审处者也。伊藤于二十七日自拟五条，给臣阅看。第一条声明嗣后两国，均不得在朝鲜国内派兵设营，乃该使臣着重之笔，余尚无甚关系。臣于其第二条内添注，若他国与朝鲜或有战争，或朝鲜有叛乱情事，不在前条之列。伊使于叛乱一语，坚持不允，遂各不怿而散。旋奉三月初一日电旨，撤兵可允，永不派兵不可允，万不得已，或于第二条内无干句下，添叙两国遇有朝鲜重大事变，各可派兵，互相知照等语，尚属可行。至教练兵士一节，亦须言定两国均不派员为要。臣复恪遵旨意，与伊滕再四磋磨，始将前议五条，改为三条云云。夫朝廷眷念东藩，日人潜师袭朝，疾雷不及掩耳，故不惜糜饷劳师，越疆远戍，今既有先互知照之约，若日本用兵，我得随时为备，即西国侵夺朝鲜土地，我亦可会商派兵，互相援照，此皆无碍中国字小之体，而有益于朝鲜大局者也。”。
天津会议后，朝鲜屯军遂罢归，以道员袁世凯留总商务，而日谋朝如故。十二年（1886），出使英、法、德、俄大臣刘瑞芬建议，与英、美、俄诸国立约保护朝鲜。李鸿章颇善之，而总署不可。二十年（1894），朝鲜东学党作乱以兴东学排西学为名，起咸丰、同治间，徒党遍庆尚、全罗、忠清诸道，其魁曰崔时亨。全罗道乞援于我。鸿章奏派直隶提督叶志超率兵往，驻牙山。而日兵水陆大至。日使大岛圭介挟众入汉城。要我共派员，改革朝鲜内政。总署命驻日使臣汪凤藻拒之。日持益坚，复遣重兵往，屯据要害。世凯、志超屡请济师。鸿章重言战，告英、俄、德、法、美诸国，冀调停，终无成议。大岛圭介责朝鲜独立，毋事中国，又责以合攻志超，朝鲜不可。圭介入王宫，诛逐闵氏，起昰应摄政。世凯还天津，鸿章赁英商轮运兵，为日所击沉。七月朔，中国遂宣战。鸿章遣马玉崑、左宝贵、卫汝贵、丰陞阿自陆路赴援，时叶志超退公州，聂士成屯牙山。日军袭士成，败之。士成走公州，就志超，志超亦弃公州，走平壤，与续至诸军合。八月，日兵陷平壤，左宝贵死之，余军退出朝鲜。是月，海军亦败绩于大东沟入旅顺修理，九月十八修竣，二十入威海卫，自此蛰伏不能出矣。日兵渡鸭绿江第一军山县有朋，宋庆总诸军守辽东，累败。九连、安东皆陷。庆退守摩天岭。十月，日兵陷凤凰城、宽甸、岫岩。别一军第二军大山岩自貔子窝登陆，十月陷金州，进陷大连湾，攻旅顺。宋庆以摩天岭之防委聂士成，自往援之，不克，旅顺陷。时我以重兵塞山海关至锦州时聂士成入卫畿辅，摩天岭之防由东边道张锡銮任之，吴大澂、魏光焘率湘军出关，与宋庆兵合。日兵乃分扰山东，自成山登陆，陷荣城十二月，攻威海，海军提督丁汝昌以战舰降敌，自仰药死。山东巡抚李秉衡，时驻芝罘，弃之，退守莱州。日兵复陷文登、宁海，二月，并力攻辽东，陷营口、盖平、海城、辽阳、奉天，声援俱绝。其舰队又陷澎湖，逼台湾，于是中国势穷力竭，而和议起矣。
当旅顺之将陷也，鸿章请于总署，遣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赴日议款，日以其未奉敕书，且西员不当专使事，谢不与通。旋命户侍张荫桓、湘抚邵友濂为全权，以二十一年（1895）正月至日，日以其内阁大臣伊藤博文、外务卿陆奥宗光为全权，会荫桓等议款。又以敕书未载便宜行事，不足为全权，拒之。乃改命李鸿章，以二月二十三日至马关，二十五日会议，博文请驻兵大沽、天津、山海关乃停战，鸿章不许，而博文执之甚坚。鸿章乃请缓停战，先议和。二十八日鸿章为刺客所伤，日人渐惧。三月三日，乃允停战，于五日订约。以二十五日为限。后又展二十一日。七日，博文出议和约稿十款，于二十三日定议。其中第一、三、五、七、九、十均照原稿定约云。
《马关条约》十条，第一款，中国认朝鲜自主。第二款，割奉天南部、台湾、澎湖约文云：“中国将管理下开地方之权，并将该地方所有堡垒、军器、工厂及一切属公物件，永远让与日本。第一，下开划界以内之奉天省南边地方，从鸭绿江口溯该江以抵安平河口，又从该河口划至凤凰城、海城及营口而止，画成折线。以南地方，所有前开各城市邑，皆包括在划界线内。该线抵营口之辽河后，即顺流至海口止，彼此以河中心为分界。辽东湾东岸及黄海北岸，在奉天省所属诸岛屿，亦一并在所让界内。第二，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第三，澎湖列岛，即英国格林尼次东经百十九度起至百二十度止，及北纬二十三度起，至二十四度之间诸岛屿。”。第四款，赔款两万万两，分八次交清，未交之款，按年加息百五。第六款，本约批准互换后，订立通商行船条约及陆路通商章程，以中国与泰西各国现行约章为本，未经实行以前，与最优待国无异。添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以便日本人民往来侨寓，从事工艺制作。日轮得从宜昌溯江至重庆，从上海溯吴淞江及运河至苏、杭。日人在内地买生熟货，及进口货运往内地，得暂租栈房存货，不输税钞。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其内地运送税、内地税钞课，杂派、寄存栈房，均照日人运入中国之货物，一体办理，优例豁除亦同。第七款，日本军队现驻中国境内者，于本约批准互换后三个月内撤回。第八款，暂占威海，俟一二次赔款缴清，通商行船约章批准互换，并将通商口岸关税，作为余款并息之抵押方撤。另约第一款，威海驻军之费，由中国年贴四分之一，计库平银50万两。第二款，以刘公岛、威海卫口湾沿岸5日里约合中国40里以内地方，作为日军驻地。第三款，治理仍归中国，惟日司令官因军队事出示，中国官员亦当遵守，有涉军务之罪，均归日军务官审断。
约既定，台湾人推巡抚唐景嵩为总统，总兵刘永福主军政，谋自立。未几，抚标兵变，景嵩走，日人入台北，永福据台南苦战，卒不敌，内渡，台南亦亡。
其奉天南部之地，则因俄、法、德三国之干涉而还我。三国驻日公使，照会日外务省，事在四月朔日。日人不得已，许之。其后条约既换四月十四日，日兵仍据辽东，三国复以为言，日本索偿款10000万两，徐减至5000万两。迁延至八月，三国会议定为3000万两，日本亦许之。而要以交款后三个月乃撤兵。于是复派李鸿章与日使林董议还辽约。林董请于约内声明俄、法、德不得占东三省，中国亦不割让。大连湾通商，大东沟、大孤山均开埠。鸿章不许。九月，三国又促日本退兵，乃以四日定议。约凡六款，又专条款，中国输银3000万两第二款，而将《马关条约》第三款，及拟订陆路通商章程之事作罢云第一款。
通商行船条约，初由李鸿章与日使林权助会议。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鸿章使俄，改由侍郎张荫桓与议。于六月十一日立约，凡二十九条：驻使第二款，设领第三款，游历、通商第六款，进出口税则，子口税第九至十三款，领事裁判员权第二十至二十二款，约文言日本官员，最惠国条款第二十五款，均与泰西各国之约无异。又特订明，在日本之中国人，由日本衙署审判第三款。而日人在通商口岸，得从事商业工艺制作第四款。由此通商口至彼通商口，税赋、课钞、厘金、杂派全免第十款。运中国土产出洋，除纳子口税外亦然第十二款。许在通商口岸，设立关栈第十四款。则其权利，并有超出西国各约之外者，皆以马关条约第六条为本也。
议约之初，中国要求华民在日，一律优待。举美、奥二约为证。日言美非欧洲，奥远华，华民鲜到，日与欧美改约，数年内拟开放全国，中国通商，仍限口岸，且中国与他国立约，彼国虽有优待之文，亦终立限制之条云。机器所造之货，日人欲免抽厘，中国谓《马关条约》只免内地运送税、内地税、钞课、杂派，制造货离厂等税未提。日不肯订入约内，卒如其意后许中国定机器制造税，见下。旋因津、沪、厦、汉四租界，及苏、杭、沪通商章程，又于是年九月，公立文凭四款。第一款，添设通商口岸，专为日本商民，妥定租界。其管道路及稽查地面之权，专属于日领事。第二款，光绪二十二年（1896）八月三日，江海关所颁苏、沪、杭通商章程，内行船之事，当与日本妥商而定。第三款，许中国课机器制造货物税饷，但不得比中国臣民所纳加多，或有殊异。第四款，中政府在沪、津、汉、厦等处，设立日本专管租界。
中国与朝鲜订约，始于光绪八年（1882）八月，与各国之约迥异此约由李鸿章与朝鲜来使赵宁夏所立，谓之《会定水陆贸易章程》，凡八条。（一）互派商务委员，驻扎口岸。（二）中国商民在朝鲜，朝鲜商民在中国，所有案件，均由中国官主政审断。（三）两国商船，听在通商口岸交易。朝鲜平安、黄海道，与山东、奉天滨海地方，听两国渔船往来捕鱼。（四）商民应纳税钞，悉照彼此通行章程，并准中国北京交易，朝鲜汉城设栈。又准两国商民入内地采办土货。（五）陆路交易，定于鸭绿江对岸栅门与义州二处，图们江对岸珲春与会宁二处。（六）鸦片不准售卖。红参入中国，抽税百分之十五。（七）两国往来，向由驿路，听改海道。（八）有须增损之处，随时咨商。甲午战后，朝鲜改国号曰韩光绪二十三年（1897）九月。中国以太仆寺卿徐寿朋为驻使，重与立约，则除彼此皆有领事裁判员权外，与他约无甚异同云。约立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八月，凡十五条。第二条，驻使设领，须得本国承认。第三、四、八条通商征税，游历通商，皆属相互。第五条，彼此互有领事裁判员权，而许将来收回云。第四条订明，在租界者，须依租界章程，第八条订明游历通商，不许坐肆卖买。第九条中国运洋药入韩，及潜买韩国红参出口者有罚。第十二条两国陆路交界处所，边民向来互市，此次定约后，应重订陆路通商章程税则。边民已经越垦者，听其安业，以后越界，彼此均应禁止。此数条约中韩独有之关系，故亦与他国之约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