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传教之始
近世东西交通关系之大，在于文化，而西方文化之输入，实始基督教士，此不可诬也。基督教之入中华，不自近世始，当唐太宗时，教徒阿罗本已赍经典来长安，太宗许其建寺曰波斯。是为基督教之乃斯脱利安宗，中国名曰景教。乃斯脱利安者，当南北朝之初，基督教中有基督为神抑兼为人之争，乃斯脱利安主兼为人，后其说见摈，其徒因谋为乱，事泄见逐，皆居波斯，凡三万人，故阿罗本自波斯来也。玄宗以其教本出大秦，改寺名曰大秦。德宗时寺僧景净立“景教流行中国碑”，明末出土，可以考见当时景教流行之情形焉。武宗禁佛教，诸异教皆遭波及，景教亦绝。元世兵力抵欧洲，欧人苦其侵扰，欲以神教怀柔之，于是若望高未诺奉教皇之命，以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至大都，世祖许立教堂四，皈仰者逾六千，然多蒙古人，故元亡后绝。元时基督教徒称也里可温，近人陈垣有考。
明世东西航路通后，旧教教士入中国者，当以利玛窦为始。利玛窦之至澳门，事在万历九年（1581），先传教于肇庆，后至南京，交其士大夫。万历二十八年（1600）始至北京，表献方物。明年又至，神宗赐之宅，并许其创建教堂。利玛窦知中国士大夫不易崇信教理，又知形下之学，为中国所乏，乃先以是牖道之。士大夫多重其人，故其传教无阻。万历三十八年（1610），利玛窦卒。未几南京礼部侍郎沈奏攻其教，四十四年（1616）遂遭禁断，教士之居北京者，皆勒归澳门。熹宗立，满洲战事急，召其人造大炮，乃得解，时天启二年（1622）也。会大统历疏舛，而深通天文之汤若望亦来华，遂于首善书院设历局，命造仪器，且译历书。思宗崇祯十四年（1641）新历成。十六年（1643）命以代旧历，事未行而明亡。清人入关，汤若望上书自陈所学，诏名其所造历曰时宪。汤若望及南怀仁并官钦天监，时顺治二年（1645）。世祖没，杨光先疏攻之，汤若望等皆论死，以前劳仅免，各省教士亦多见禁锢。圣祖康熙六年（1667），以推闰失实，乃复黜光先而用南怀仁，在京教堂，仍许设立，然各省之禁止如故也。初波兰人卜弥格以教皇命传教广东，尝于永历四年清顺治七年（1650），赍桂王母王、马两太后及教士庞天寿书，致教皇请其代祈天主，保佑中兴。当时两太后及皇后王氏，太子慈烜，大臣瞿式耜、丁魁楚等咸受洗礼。逮清圣祖兴，好尚西学，用西教士益多。圣祖最眷南怀仁，南怀仁又引进徐日升、张诚、安多等进讲西学，外交、制造、测绘等事，亦咸使襄理，各省教堂，虽未解禁，然私设者亦不问。当时广东省有教堂七，江南百余，在他省者亦二三十，信者至数十万人焉。初利玛窦等之传教于中国也，不禁拜孔子，亦不禁拜天祀祖，其说曰，中国人之拜孔子，乃崇敬其人，其拜天，则敬万物之本，祀祖出孝爱之诚，皆非拜偶像求福也。教士咸习华语，通华文，衣食居处，一如华人，其人皆无家室，行坚卓而邃于学，故易起人敬仰之忱，不萌异教畏恶之念，然别派教士有不以为然者，讦之教皇，谓其卖教求荣。康熙四十三年（1704），教皇命铎罗赍密令至中国禁之。铎罗以明年至燕京，知其令与中国不相中，迟至四十六年（1707）乃以己意布其大要，而命教士不从令者皆去中国。圣祖大怒，执铎罗致之澳门，命葡人锢之，后以幽愤死。康熙五十六年（1717），碣石总兵陈昂以天主教在各省开堂聚众，广州城内外尤多，洋船所汇，同类勾引，恐滋事端，乞依旧例严禁。许之。世宗雍正元年（1723），闽浙总督满保请除送京效力人员外，概行安置澳门。各省天主堂皆改为公廨。明年，两广总督孔毓珣以澳门地窄难容，请令暂居广州城内天主堂，而禁其出外行走。乾隆五十年（1785），西人巴亚央等因私行传教，刑部审拟徒刑，奉旨以情实可悯释之。又明年，毓珣奏言香山西人丁数已逾三千，乞着为定额，余额者悉令归国，皆从之。先是1718年（康熙五十七年）教皇尝发令，处不从1704年之令者以破门之罪，使嘉禄至中国行焉。嘉禄知其不可，别以己意加八条于令后以调和之，教皇不谓然。1721年（康熙六十年）及1724年雍正二年再发令申明1718年令意，于是在华教士不得复顺中国之俗，华人畏恶愈深，川楚教乱后，尤视异教如蛇蝎。仁宗嘉庆十年（1805），御史蔡惟珏疏请严禁西洋人刻书传教，适广东人陈若望为西人德天赐送书函地图至山西，事觉下刑部严讯，德天赐徒刑热河营房，陈若望及余任职教会之华人皆遣戍伊犁，教会所刻汉文经31种悉销毁，教禁益严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