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结论
日俄战役，日以区区三岛而胜，俄以泱泱大国而败，果何故邪？是不可不一评论之。
首言兵力。俄之兵数，固远优于日。然其调度较迟，直至辽阳陷后，陆军之精锐，始大集于奉天。其前此作战之兵力，初未能较日为优也。然此非俄兵之致命伤也。俄之弱点，在于编制之无法，调度之乖方。俄之精兵，本在欧而不在亚俄之骑兵最著名。然哥萨克骑兵，在亚洲者，亦不如其在欧洲者。又其人虽勇悍，而颇愚鲁，反不如日本骑兵之娴于战术也。他种军队，则在亚者尤不如在欧者矣。然俄以防德、奥故，在欧之精兵，终不敢尽行徵调。此亦俄军一弱点也。当其战时，集各地之军，加以编制，大抵彼此相杂。故兵将不相习，兵与兵亦不相习；短者未能掩其所短，长者却已失所长；自欧来之兵，又不习东方之地势，遂以致败。或谓俄军之作战，仍以鸭绿江之役第三、第六两师团为最优，盖以其编制纯也。然则俄陆军之失败，陆军当局之从事于编制者，不能辞其责矣。此言其编制之乖方也。至于战略，则日之得策，在于神速，在于缜密，而俄则反之。日自绝交以后，即迅令海军击破俄之舰队，将陆军运至朝鲜。当时俄之陆军，在满洲者，亦已数万。何难迅速前进，与日本争持于平壤之东？乃日军已占据义州，而鸭绿江西岸之俄兵，尚未大集。嗣是若旅顺，若辽阳，无不坐待日之攻击者。《军志》曰：“先人有夺人之心。”此役也，日人之调度，固已占一先着矣。俄则亚历塞夫之调度，绝无足观；殊负俄皇之重任。苦鲁伯坚之战略，则专在集重兵以争最后之胜利。其时战事业已受挫，或亦有不得不然之势。然最后之胜利，果有把握乎？俄之精兵，固未悉集；即集，果能驾日兵而上之乎？是最后之大战，亦属孤注之一掷也。为俄人计，于战势不利之中，仍宜设计多取攻势，以牵制日兵之前进。虽未必有功，然日兵之进攻，必不能若是其易。较之徒在奉天、辽阳附近，多筑防御工事者，胜之远矣。虽然，苦鲁伯坚，名将也，岂其见不及此苦氏于此战，能指挥如意者，不过数月。故战事之失败，实不能归咎苦氏？毋乃自审己之军队，精神实力，皆不如敌，故不敢出此策乎？然而日本军队作战之勇敢，计划之周密，概可见矣。
海军之分为四队，实为俄人失策之最大者。俄在东洋，海军之力，固较日本为薄，然合其海军力之全体，则较日本为优。当干涉还辽时，俄之所以慑日者，海军也是时日本之军舰，凡25只，5.46万吨。俄当中日开战时，仅有舰13只，1.67万吨。而至干涉还辽时，则已扩充至23只，5.22万吨。合德、法则有舰80只，24.5万吨。论舰数三倍于日，论吨数四倍于日而强。故日人不敢与争。故当战后，汲汲于扩张东洋舰队。日俄战时，俄人之议论，颇以海军为制敌之要着。日人亦惴惴焉俄人之论，谓“派陆军于东方，不如日本之易。日军苟多，俄军即不得不退。惟有加增东洋舰队，阻日不得登岸；即登岸，亦可绝其后援”。且曰：“克里米亚之役，俄多用水雷以防黑海，英法已大受其窘。此时若能多用潜航艇，以袭击日本之运船，日人亦必为之大阻也。”日人之计划，在严守对马海峡，妨害海参崴、旅顺之交通，使俄舰不能纵横海上。并警备台湾海峡，使其西方舰队之东来者，有所顾虑。战事如后来之顺利，非始愿所及也。夫兵凶战危，必先为不可胜之形，乃可以待敌之可胜。使俄当是时，将全国海军之力，合而为一，游弋于太平洋上。日海军虽强，殊觉无用武之地。俄军亦必不致一蹶不振。则日本陆军之运用，不能如后此之自如，战事全局改观矣。失此不图，坐令日人对旅顺、海参崴、波罗的海之舰队，各个击破。而陆军遂不得不以独力御敌；自始至终，海军未能一牵制敌人于海上。此则俄军之最大失策也。苦鲁伯坚评论战役，谓“海军之失败，实为最可痛心之举”，信然。
以上论战事得失，皆摭十当时军事学家极普通之议论。其稍涉专门者，亦间或散见各报章杂志不多。愧非鄙人所能知，亦非普通读史者所需要，故不复采辑。
战事之得失，大略如此。虽然，战之胜败在兵，而其胜败之原因，则不在于兵也。关于此点，当时海内外，议论甚多。今归纳之，得如下之三事。
（一）日本于此战，迫不得已，俄国则否。俄之所以战者，为侵略属地耳。得之固佳，失之亦无大损。日则一战败，满、韩即尽入敌手。自海参崴至朝鲜，海疆数千里，连成一线，以与日本相对；而更以强大之陆军陈其后。日人亡无日矣。故日于此战，举国一心，义无反顾。俄则国论不一。有所谓文治派者，又有所谓武功派者。武功派中，又有主张经营近东者，有主张经营小亚细亚者，有主张经营极东者。日俄之开战，特经营极东之主战论，偶然胜利耳。其国中不赞成者尚多也与我订结撤兵条约时，虽曰外交上之形势使然，亦由其时文治派未尽失势，不欲用兵极东也。按俄国之侵略，往往出于一两人之野心。不特其国中舆论不赞成，即政府中人，亦有深致反对者。方穆拉维约夫要求我国割让黑龙江北之地时，其外务大臣尼塞劳原反对之。乘其疾，致书中国政府，谓“格尔必齐河上流，境界未定，请派员协定界碑。”时咸丰三年，所谓1853年6月16日俄国枢密院划境文案也。及咸丰五年（1855）九月，我所派划界大员，与穆拉维约夫相会。穆拉维约夫要求以黑龙江为界，我以枢密院文案示之。彼遂无辞。使我能善为因应，旧界固未必不可维持也。即如日俄之战，微德亦始终不赞成。老子曰：“抗军相加，哀者胜矣。”天下事惟出于不获己者，其力至大而莫可御。此韩信用兵之术，所以置之死地而后生也。日本当日之情势，几合举国而为背水之阵，此其所以制胜也。大隈重信尝论日俄战事曰：“欧洲各国，以联合之力，御俄于巴尔干半岛，限俄于黑海。列国之利害，不能常相一致，其力似强实弱。日以独力御俄于满韩，国是一定，即无更变，其力似弱实强。”
（二）则日本战士之效命，非俄国所及。抗军相加，迫不得已者胜，似矣。然从古亡国败家相随属，当其败亡之时，孰非处于迫不得已之境？为国民者，亦孰愿其国之亡？然而终已不救，则知徒有志愿而无实力终无济于事也。日人则不然。当封建之时，有所谓武士道者，其为人则重然诺，轻生死，抑强扶弱，忠实奉令。又以立国适值天幸，千余年来，未尝被外敌征服；其皇室亦迄未更易，故其忠君爱国之念极强。夫祸福倚伏，事至难言。日人今后，此等褊狭爱国之心，愚鲁忠君之念，或且为其前途之障碍，亦未可知。然在当日，则固足以一战矣“金州丸”之沉，欧洲报纸或议之，谓“国家养成此等将卒，所费不少。一朝自杀，实为极大之损失。不如暂时降敌，徐图自效也”。日报辩之曰：“日本于是役，所失者船舰、器械、将卒之身体，所保存者大和魂也。大和魂无价。”。俄则种族错杂日俄战时，俄国百人中，斯拉夫人73，土耳其、鞑靼人9，芬兰人5，犹太人3。其余10人，为各种错杂之种族，政治乖离。波兰人，为俄所夷灭者也。犹太人，遭俄之虐杀者也。方且伺隙而图变，岂肯助俄以摧敌。中亚细亚、西伯利亚之民，亦与俄休戚无关。虚无党人，又日以图谋革命为事，于战事之胜败非所计。故当作战之时，日人举国上下，一致对外，俄则芬兰总督被杀矣，内务大臣遇刺矣。图刺俄皇，乘隙举事之说，又日有所闻。极力镇压之不暇，安能如日本政府之举一事，即人民无不协助哉？此又日之所以胜，俄之所以败也。
（三）则日本之政治，较俄国为整饬。吾国先哲，有一治兵、治国之精言焉，曰：“能以众整。”盖众而不整，决不足以敌训练节制之敌；而众力既聚，必有所泄，则失败于外者，往往转其向而梗令破坏于内。则本国之秩序，不能维持；对敌之作用，弥以脆弱。此实数见不鲜之事也。日本之于战事，固筹划已久。明治天皇为英武之君主，首相桂太郎、陆军大臣寺内正毅、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皆曾受高等军事教育，富有军事知识者。其余如元老，如政党首领，如银行家，亦莫不通力合作，各效其能日本议院，于开战之前两年，否决海军扩张案。前一年，以弹劾内阁解散。及开战后，召集全国选举，皆极安静。议员开会后，第一次议决临时军费3亿余；第二次扩充至7亿余；其后陆续增至17亿元，皆略加审查，即行通过。其赞助政府，可谓至矣。故其举措，若网在纲，有条不紊。俄则本兵之地，弱点颇多。尼古拉二世，本优柔寡断之人。其祖亚历山大二世为虚无党人所杀，其父亚历山大三世目睹惨状，痛恨虚无党人。侍从武官部沙富赖沙夫起自寒微，为人强力，有心计，能组织忠君党，以密探虚无党人之行为，为所发觉者不少。亚历山大三世甚信任之。尼古拉二世立，亦有宠焉。或谓其人曾在朝鲜组织林矿公司，不愿朝鲜落于日人之手，故主战最力。吾人诚不敢以小人之心度人，然此人实为主战有力之人物，则无疑也。又俄国是时，皇族中有权力者甚多，如陆军元师弥加威尔，步兵大将、彼得堡军管区都督乌拉节弥尔，莫斯科军管区都督柴奇阿斯，海军元帅亚历克斯，于俄皇皆为父行，而皆主战。亚力塞夫尤好功名。部沙富赖沙夫助之，俄皇特以为极东大总督，得节制海陆诸军，北京、东京公使，外交亦遵其指示关于外交，极东总督与外交大臣，权限上颇有疑问也。俄人称为副王焉。惟微德一人不欲战，乃使去藏相而任内务之职。呜呼！天下事之可患者，无过于莫或能必其成，且莫或能保其无患，而上下相欺，莫肯直言。观于俄廷当日唯诺之风，而知其虑患之不周矣。谔谔元老，忠言逆耳；吾谋适不用，勿谓秦无人；微德乎，微德乎，能无太息于绕朝之赠策哉！
以上三端，皆日俄所以胜败之大原因也。俄国之侵略属地也，往往先据其地，而后徐图整理。而其侵略之也，则委任一人，责其后效，而不问其所为。其于中亚细亚，于西伯利亚皆如此。此等手段，用之古代可也；用之今日，则殊不相宜。何则？今世纪殖民政策盛行，大抵殖民所至，即实力所及也。即如满洲、朝鲜，俄国虽鹰瞵虎视，而其实力，实不能与之相副。据战前调查：日人在朝鲜者近3万，而俄人则不及百。日本与朝鲜贸易，年额在千万元内外，俄则不过二三十万元。则其实力，实与日相差甚远。不特此也。俄人对满洲之贸易，本年为入超。并有各国货物，经满洲输入西伯利亚者。自筑中东铁路，乃强输其国之货物以代之。于是日美在满洲之贸易大减。日本当光绪二十六年（1900），输入满洲之货物，为183万。明年，减为142万。二十九年（1903），又减至114万。此等封锁之政策，安得不招人嫉忌？日俄战时，俄人口1.2亿。其中9500万在欧俄，900万在波兰，260万在芬兰，900万在高加索，在西伯利亚者仅570万，中亚细亚者仅770万耳。故为俄计者，当尽力开发其所已得之地，而不必更垂涎于所未得。而旧时侵略所用之手段，亦宜亟改变。即如俄前此委任之总督，其地位，介于中央政府与府县之间，与驻外大使比肩。当交通不便，中央政府鞭长莫及时，用之可也。及其交通发达，指臂相联，其制即成刍狗。故西伯利亚铁路之成，有谓黑龙江总督亦可废者。俄人顾于其时，复设一极东总督，崇其权位，比于副王。主设此等制度，愿居此等地位者，其必贪权喜事之人，不能有益于国审矣。故日人谓“俄人之**为蒙古式的，其武力亦蒙古式的。日在亚洲，而为欧洲之新式国。俄在欧洲，而为亚洲之旧式国。以日战俄，乃以新战旧，其胜实为理数之必然”云。亦不能谓其说之无理也。
抑予观于日本之已事，而有感不绝于予心者，则日人之爱国，之武勇，皆为世界所罕见，其制胜决非偶然也。请略述其情形，并采摭其逸事，以资观感而备谈助焉。当干涉还辽之后，有一俄人游于日本。憩牛乳肆。见数日童自塾归。与语，爱之，赠以糖果。日童怀之去。已复还，曰：“君俄罗斯人乎？”曰：“然。”曰：“若然，则吾不受君糖果。今兹还辽之役，吾国深受俄国干涉。俄吾仇也，将来当与之战，忍受君糖果乎？”还之而去。俄人大惊，以为日本不可侮也。此事在乙未1895丙申1896间，当时外报载之，吾国报纸，即有译之者似系《时务报》。吾国之人，亦以为谈助而已。恶知实为日本胜俄之远因邪？尼古拉二世之为太子也，游于日。至琵琶湖，乐其风景，谓左右曰：“何时得筑离宫于此乎？”左右皆谀之，曰：“不出数年耳。”警吏津田左藏通俄语，愤甚，即发枪击俄太子，伤首。幸得愈。日俄战时，俄皇犹以当时头扎绷带之相片，颁发军中，以作士气云。津田虽椎埋乎，其爱国亦可风矣。及战事既开，则日人爱国之行为，尤有悉数难终者。东乡之初塞旅顺也，招决死将卒77，应募者2000余。其后闭塞之事弥艰，而愿往之士益众。末次乃至2万余。攻南山时，俄国炮火勐烈。日炮兵屡易阵地攻之，无效。司令官乃下令勐袭。一联队长闻令，号于众曰：“今日之事，吾侪不死，则事不集。愿决死者，皆从我来。”举军无不举手从之者。此犹慷慨捐躯也。“金州丸”之沉也，第三十七联队第九中队步兵百二十人在焉。大尉椎名氏，与他将校，出甲板观敌势。归语众曰：“彼优势之海军也，我陆军也，妄动无益。其静以俟死。”众皆泰然，列坐不动。已而俄一士官来，复去。椎名谓众曰：“死期至矣！宜呼帝国万岁，从容就死。”语未既，水雷发。船裂，水入。舰众皆立甲板上，大呼帝国万岁，唱联队之歌。已而以束手就死，心有不甘，议决发枪射击。枪突发。俄人大惊。急退其舰，而发大炮水雷沉之。日兵皆从容射击。弹尽，或自杀，或两人相杀，或沉于海。其入海得片板而生者45人。所谓从容就义者非邪？非有勇知方，孰克当此，此以言乎其军队也。至于人民，闻将开战，多退职辍业，求为志愿兵。有检查体格不合而不肯去者。名在预备后备者，70余人，旅于美。召集令不之及。70余人者，不欲幸免，皆弃职归。旧金山之报馆，闻其事而壮之。皆索其照，登诸报端，题曰“赴国难之勇士”。而非战员之所以鼓励其战员者尤至。父送其子，则曰：“吾家尚未有死国难者，汝其死于敌，以为家之荣。”未婚妻送其夫，则曰：“君若战死，当为君守空房，养父母。若败归，请绝。”新潟县刈羽郡枇杷岛村小林久二郎方合卺，召集令至。即引杯酌新妇，又自酌也，遽去。凡送战士之人，无不祈其战死者。其士战多死不旋踵。岂恶生乐死，皆异于人之情哉？还则无生人之趣，即谓其无生还之路可也。兵士之出征也，有财者往往厚赠其行，或以时存恤其家。工商主人，或给庸值之半，若三之一，四之一。农民之邻里，则结约代耕其田。医者于出征军人之家，自往视其疾，且给以药。示卖者于军人之父母妻子，多减其值。有战死者，全国报纸记其事，载其像。又或悬其像于有关系之地。其尤烈者，则为铸铜像，尊为军神。以其姓名，名其所居之地。又必赡恤其遗族。故其人多慷慨从军，无以家事为忧者。人情莫不念父母，顾妻子，岂其独异于人之情哉？知社会于战死者必不没其劳，而后顾无可忧也。其尤异者，高松市新町中川虎吉，所蓄仅纸币15元，尽举以供军费。横滨石川伸町大川政宪，年8岁，以父母及叔父所予之款，积至4元3角2分9厘；宇都宫寻常小学校二年级生林祥太郎，储金1元，皆以献。纪伊国边町中野彻辅，年10岁，自开战后，散学则负煎饼卖之，得金1元，以献。香川县木田郡冰上村上田千一，为高松商业学校预备一年级生，以星期日，彻夜造草鞋50双，献于陆军省。神奈川县伊佐卫门，年65，盲10年矣，以造草鞋为业，尽售所积，得金15元，以献。福冈县远贺郡津田甚七之母，年82，造草鞋400双以献。山形县北村山郡西乡村，举村之人，皆戒吸烟，而日纳资1角。此外典田宅，鬻衣服，脱簪珥，捐时计，以助军费者，不可胜数。妇女则缝战衣，囚徒亦增工时。天皇则出宫内之古金银，交银行以为兑换之本。呜呼！以视覆巢将及，而犹日事搜括，备作犹太富人者，何其远邪？何其远邪？日本之战胜，又何怪也？读者闻吾言，且将哗然曰：“此帝国主义，此封建思想。”将非笑之，怒骂之矣。吾敢正告今日之士曰：人类之武德，无时而可消灭者也。姑无论今日，尚未至讲信修睦，干戈绝迹之时。即谓已至其时，而人类与天行之战争，终无时而或绝。所以捍御天行，征服天行者，亦人类之武德也。不然，则人类文明将不可保，而或几于息邪？而况今日，距大同之世犹远邪？夫人类之所当垂念者在将来，而其所当慎保者，尤在现在。且无现在，安有将来？即谓有之，而一失现在之地位，有较保持现在，牺牲至十百千万倍，而犹未能恢复者。“我宁山头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头！”“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是百年身！”其念之哉！世界大同，人类平等，其理论非不高尚，其志愿非不宏大，然行之自有其程。一误其程，则滋益世界之纠纷。我不自保，而人亦受其弊。慎毋瞩千里而忘其睫，慕虚名而受实祸也。
抑更有一言，为当世正告者，则今日帝国主义之国家，谋侵略亚洲东北区者，亟宜自戢其威焰。而吾国亦宜亟图自强。谋自保以御外侮，即所以维持世界之和平也。俄人之侵略东北，其为帝国主义，无待于言。即日之战俄，借口自保，其实又何尝非帝国主义者？自胜俄以来，其所行者，较俄且变本加厉矣。夫日人之侵略东北，其所借口者，曰：待以解决人口问题也。然人口问题，何法不可解决，何必定如今日之所为？1927年，日人对北京之张作霖政府提出要求时，其满铁社长山本氏之言曰：“日本人口之增加，年近百万。必自满蒙输入7亿元之原料而后可。满蒙者，吾日人待以解决人口及食粮问题者也。”其言似矣。然韩人屯垦我国者，自昔有之，亦未尝不足以谋口实，而何必如日人，必欲提出土地所有权、租借权等条件；且侨民所至，随以警察何为？平和贸易，吾人岂尝拒绝？而何必如今日之把持铁路，专谋垄断？抑日人有求于满蒙者，将遵两利之道，俾满蒙日益开发，而彼亦得以解决其人口及食粮之问题邪？抑仍如帝国主义之殖民政策，专瘦人以肥己也？由前之说，则吾国内地，人满之患，不下于日。吾人今日，固不必效法美国，拒日人之来；日人亦岂可喧宾夺主，转欲拒吾之往；且绝我故居满洲之民之生路？由后之说，则直自承其为侵略可耳，而何喋喋呫呫为？
盖日本之为国，军国主义之国家也，亦军阀执政之国家也。彼国自古为岛国，故其国民，褊狭的爱国之念甚强。王政复古以前，藩阀本大有势力。维新之业，又成于长萨两藩之手。故两藩在日本，实有大权。日本之海军，握于萨藩人士之手，陆军握于长藩人士之手，此略通日本政情者所能知。日本之民众，未能参与政治；即其所谓政党者，亦有名无实；而惟官僚及所谓元老者，实尸政治之执行与操纵。亦略通日本政情者所能知也。夫元老亦军阀之代表也元老之名，宪法无之。其人居枢密院中。枢密院之职，不过备天皇之咨询。然其人既有资格声望，其言自有效力。事实上内阁更迭之际，天皇恒咨询元老，以定继任之人。故元老不居政治之冲，而实有操纵政治之力。又当光绪三十年（1904），山县内阁，以枢密院令，定海陆军两部，必以现役中将以上之军人长之。1913年，改以预备及退伍之同级军人为限。军人在实际，恒听命于参谋部及海军军人会。组阁者之意见，苟与军人不合，军人无肯出就海陆长之职者，内阁即无由成。既成之后，意见不合，海陆两长辞职，内阁即复瓦解。1912年，西园寺内阁，因不赞成朝鲜增加两师团之策，致阙海陆长而辞职，即其事也。故日本全国之政治，实握于军阀之手者也。夫一种人物，至能独立而成为阀，盖亦非偶然？此必非但顾私利者所能为；彼必略有福国利民之心，亦必颇能举福国利民之实，此观于日本之已事，吾侪决不否认者也。虽然，凡事不可过于其度。过于其度，则向之功德，今遂转而为罪恶。日本今日之军阀，得毋有为其自身之权利势位计者乎？抑诚鉴于国家之情势，而以扩张军备为急也？夫谋国而徒知扩张军备，在识者已议其偏。若略有维持其阶级之心，则推波助澜，更不知其所届矣。1922年之秋，日本与俄国，方在大连开会议之时，忽有所谓密售军械事件者，初列国在西伯利亚撤兵时，有军械19车，交由日本保管此军械，或曰“实旧俄帝国之物，购自欧美，价约3亿元。因畏德人潜艇袭击，绕道太平洋，运至西伯利亚，然后转入欧俄”，或谓“即捷克军物”，未知孰是。当各国共同出兵时，此项军械，即由各国共同保管。其后各国兵皆退，而日独留，乃即以其事委诸日。当其委托时，由日、法、捷克三国官员，会同封识。及是，忽有军械，由海参崴密运满洲，售诸张作霖。有数起，为税关所发觉。或疑所运即是此械，乃相与启封检验，则械已全空；捷克封识，亦不知何往矣。众皆谓“日军官有意为之，而参谋本部实主其事”。或以质其参谋总长上原氏。上原氏直认不讳，曰：“吾将使狄弟里联合张作霖，在日俄之间，建一缓冲国。张作霖所缺为械，狄弟里所缺为粮，吾故使之互相交换云。”狄弟里者，俄国王党，时在海参崴，亦俄旧势力受日本保护者也。且曰：“不建此缓冲国，则日本帝国之前途，惟有灭亡，更无他说。”此言一出，列国大哗。即日本国民亦无不异口同声，攻击其军阀者。夫日本此等行为，亦得谓为人口食粮故，不得已而出此者乎？盖日本今日之军阀，其眼光太觉偏于武力，此实其识见不免流于一偏之弊。而无论何等阶级，及其权势既盛，亦无不有维持其阶级之私心，此不期然而然，无可避免者。日本今日，军人之举动，谓其全无增加军界权势及军人利益之心，无论何人，不敢作是语也。国家之政策，贵在统观各方面以审其因应之宜。若举国惟一阶级之马首是瞻，一意孤行，宁免亢龙之悔。远者且勿论。俄人当日俄战前，岂非泱泱大国，专以侵略为志者乎？即日俄战后，宁不亦遗威余烈，炙手可热乎？曾几何时，遂转为他人所侵略，岂非不远之鉴哉？而奈何不远而复者之少也。
欧人之性质，有与吾异者。吾国当内乱之时，恒不暇措意于外侮，以致每为异族所乘。欧人则内乱愈烈之时，民气亦愈奋，愈可利用之以御外侮。法国革命之际，一战而逐普奥，其明证也。俄人亦然。当其国体甫革之时，敌国乘于外，旧党讧于内；土地多被占据，兵财两极困穷，几于不国矣。乃俄人一呼而集农工为兵，4年之间，众至530万俄人之创设红军，事在1918年3月至1921年1月，其数凡530万人。是为苏俄兵数最多之时。此后内乱外患皆平，兵数次第裁减。今常备军只余56.2万而已。以之戡定内难，攘除外敌，再离寒暑，遂奏肤功焉。其力亦足畏矣。凡物不能不随环境而变，其自身亦不能保其无变动。俄人初革命时，尝以选将及议决作战计划之权，畀之军士，已而知其不适用，悉废之。改用旧时军队集中权力之法，将校亦多用旧人。故俄之军队，其性质已潜变矣。此种军队，他日为何种势力所利用，殊未可知。而要之非不可用以侵略者，则断然也。
近人有言曰：“满洲者，东方之巴尔干半岛也。”岂不信哉？当日俄战前，美日国交本辑。及战局既终，美人乃转而袒俄。日本所派议和专使小村，深受不良影响而归。美日始交恶。其后以美国下院，通过移民律，禁止日人入美，弥为日人所恶。而美国扩张军备，县夏威夷，据菲律宾，亦为日人所嫉忌。感情本易变之物；国际间之感情，尤常随利害为转移。日美间之感情所以终不得融洽者，实以日俄战后，日本势力骤张，与美在太平洋之权利有冲突故也。日美战争之论，甚嚣尘上，亦有年矣。日本国力与美国相差太远。战争之事，短时间盖难实现。然满洲之权利，日人必欲一手把持，美人未必遂甘放弃。俄国既难与日调和，英人又将与美并驾，则此问题弥以错杂，而其情势滋益纠纷，真将成为东方之巴尔干半岛矣。夫巴尔干半岛则何能为？虽然，今人又有言曰，“满洲者，东方之阿尔萨斯、洛林也。”阿尔萨斯，洛林之已事，稍读世界史者所知也。一阿尔萨斯、洛林，而其推波助澜，贻祸之烈，至于如此，况十倍于阿尔萨斯、洛林者乎？然则丧阿尔萨斯、洛林者固忧，得阿尔萨斯、洛林者，未必遂为福也。
吾非为大言以恐吓欲侵占满洲之人也，吾敢正告世界曰：凡侵略、独占、封锁诸名词，一时见为有利，久之未有不受其弊者。凡谋国者，孰不欲计万年有道之长，而患恒出于其所虑之外。此非人智之所及料也。向者满洲人之入据华夏也，虑其故乡为汉人所移殖，而后无所归；又恐其民与汉人接触，失其强武之风，不能保其征服者之资格，则举满洲而封锁之，凡汉人出关者有禁。又不徒举满洲而封锁之也，乃并蒙古而亦封锁之，凡汉人至蒙古垦荒者亦有禁。而己则貌崇黄教，与结婚姻，以买蒙人之欢心。联结满蒙，以制汉人，实清代惟一之政策，以是为二重之保障也。在清人岂不自谓可高枕而卧乎？即预虑其失败，亦不过曰“汉人膨胀之力，终非满蒙所能御；此等防线，仍为汉人所突破”而已。岂知有所谓“西力东渐”者，自海自陆，两道而来；而满蒙遂为极冲；向者“限民虑边”之政策，适以自贻伊戚，丧其祖宗丘墓之地，而并贻满蒙人以大祸也哉汉人拓殖之力，究非满人所能制限。故清初之禁令，不久遂成具文。其后清廷遂默认其开放；久之，且有官自开放，招汉人前往者矣。然汉民移殖之力，究为所抑制，其速率不免大减也。夫自今日观之，满人封锁之失策，固已洞若观火矣；然在当日，岂能逆睹乎？然则今日封锁满洲之人，安知异日不有出于意料之外之祸，一如西力东渐，为清人之所不及预料哉？故好矜小智者，未有不终成为大愚者也。此则帝国主义者流所宜勐省也。
虽然，我国之人，实有不容以此自恕者。夫我国文化之渐被于东北也亦旧矣！勿吉、室韦，当唐时，非皆我之羁縻州乎？明初，我国势力，实犹达今鄂霍次克海及日本海沿岸。明初所设野人卫，实今吉、黑二省极东之地，亦即清初所服之东海部也。永乐七年（1409），曾设奴儿干都司于今黑龙江口。清光绪十一年（1885），曹廷杰奉命考察西伯利亚东偏，尝于特林地方在庙尔以上250余里，混同江东岸。庙尔者，黑龙江附近之市也，发见明永乐敕建及宣德重修永宁寺碑。皆太监亦失哈，述征服奴儿干及海中苦夷之事。苦夷，即库页也。然则我国盛时，声威不可谓不远。而卒之日蹙百里，不自为政，而贻远东大局以东方巴尔干之忧，能无反省焉而自愧乎？世惟不自有其权利者，乃致丧失其权利，而启他人争夺之端。争权者以强而招祸，丧权者以弱而遭殃，其罪恶异，其为罪恶均也。我国人其深念之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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