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对刘弘的‘皇帝生涯规划’而言，有着无疑伦比的重大意义。
在此之前，刘弘发现自己所面临的，是一个恶性循环的闭环——要想在有生之年内扫诸侯，外征匈奴，汉室就必须加强军备，来提升军事实力。
而加强军备，则需要中央足够富庶，拿包括但不限于铜、铁乃至于钢等材料，为部队军械改良换代；要想富庶，就要鼓励百姓多生孩子多种地，创造更多的财富，可为了不增加百姓负担，又必须要减税，减税又会减少国家财政收入···
简而言之就是：如果想让国家变得富庶，那就要先让中央变得贫穷！
这个死局，在历史上是由文帝咬牙减税，甘愿吞下阵痛；景帝稳定发展，武帝享受成果而得到解决。
但这个方法耗时跨度实在太长，虽然客观上起到了‘国家与百姓一同富裕’的目的，但却耗费了三代人的心血和时间，并且制造了很多新的矛盾。
例如，文帝为了稳定诸侯而在《许民弛山泽令》中，将开矿权从国有开放为私有，诸侯割据势力就在之后猛然膨胀，最终引发了景帝朝的吴楚之乱。
同样是在《许民弛山泽令》的附属条款，即‘过关隘不再需要缴纳商税’的《废关税令》，让天下豪商巨贾遍地而起，土地兼并加剧；刘邦与公元前190年才完成的‘每家每户有百亩田’的壮举，到武帝一朝已经发展到了‘有三十亩就很不错’的局面。
通俗来讲，历史上的刘恒，就像是欠下了一笔名为‘皇统’的贷款，为了还，就去借了一笔名为‘诸侯’和‘豪强’的贷款去填窟窿；再之后，为了还这两个贷款，刘恒又去借了名为‘南越’的贷款···
通过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循环方式，汉室在这过程中慢慢填补了漏铜；但是有一样东西，却自此消失在了华夏大陆···
就像反复借贷会影响信誉一样，刘恒在一次次拆东墙补西墙，以及为后世人称赞的‘演技’，将封建时代的君臣关系彻底推向对立；皇帝和朝臣的关系，从战国时互相商讨，互相研究的同事，乃至于秦始皇和李斯那样的‘挚友’，逐渐演变为文帝之后的君臣猜忌?
及致武帝朝时的巫蛊之祸。
诚然?
第一次打破秩序的，是以下克上?
扫除惠帝诸子的诛吕功勋集团；但文帝刘恒之后的举措?
则将这种对立彻底推向不可挽回的地步。
这也算是与历史上的文帝相比，刘弘所具有的唯一一个优势：皇位合法性。
通俗来讲?
刘弘现在确实算得上一穷二白，但也绝对没有沦落到文帝那般‘债台高筑’的地步；刘弘完全不需要像历史上的文帝那样?
为了得到某物?
而暂时放弃某物。
《许民弛山泽令》，刘弘还是要用的，只是内容已经被刘弘削减成短短几句话：许民狩猎、拾落地之木！
就这两条，再没有了！
至于别的开矿权、过路费（关税）?
乃至于林木的砍伐权?
刘弘都打算警惕的攥在国家手里。
至于关税、开矿权乃至于吕后《金布律》的存在，会不会使历史上文景二朝得到蓬勃发展的民间工商业，在这一世得不到长足发展，刘弘也另有准备。
总而言之，对于国家贫弱的困局?
刘弘拒绝如历史上的文帝那般，向匈奴、诸侯、权臣乃至于地方豪强妥协?
而是以相对强硬的态度，从粮食入手?
站队底层百姓。
对此，刘弘做了足够的准备和推演?
并和至少五位当朝两千石?
商讨了方案可行性。
出乎刘弘意料的是：原本预测中?
可能出现的官僚阳奉阴违、魔改法令的状况，在张苍口中却成了‘必不可能发生’的事！
究其原因，张苍的一句话，便让刘弘地视野豁然开朗——现在的执政党乃黄老学，而黄老学的执政纲领，就是：法无禁止则无咎。
在过去，刘弘一直以为这句话就是字面意思：只要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不允许，那即便百姓做了个蘑菇出来，政府也不应该阻止。
在刘弘原本的认知当中，这就是黄老学落寞的原因——这中心思想，看上去不就是光明正大的不作为吗？
如果所有官僚都和曹参那样喝大酒、晒太阳，那谁做事？还谈何中央集权？
但刘弘没有考虑到的是：黄老学，可是能将汉室从建立之初的边地残垣、漫山匪盗的动荡时代，一路扶上国富民强之康庄大道的显学！
能靠着‘无为而治’将汉室动荡的天下平定下来，并在仅仅二十年后，就形成匪盗不生、百姓民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地步，黄老学真会是温和的政派？
或许从宏观纲略的角度来讲，确实是这样——黄老学主体上抗拒改变，完全信奉‘维持现状’；但在微观的操作之上，黄老学可不是什么懒惰的学派。
黄老无为的下一句，可就是‘无所不为’！
法无禁止则无咎，也同样暗含着‘只要法律不允许，就必须阻止其发生’的深层含义。
也就是说，黄老学，靠的并非是放任一切事物野蛮声场，才粉饰出文景盛世的太平；通俗意义上来讲，黄老学，更像是‘汉室’这个程序的执行者。
法律没有规定，你做出了一个rpg出来，汉初的官员确实一点都不会管；但只要法律有规定，那黄老学出身的汉初官员，就将陡然变身为秩序的卫道士！
所以，刘弘预想中‘法令不通’的状况，即便不像张苍所言那般在汉初‘毫无可能’，起码也比后世发生的概率小得多。
而刘弘借着粮食保护价，明晃晃为底层百姓战队的举动，同样不会引起太大的舆论和波澜——归根结底，如今的执政党还是黄老学，并非后世那个为地主阶级站队的儒家。
如今学术对皇帝的要求，也并非是后世那句可笑的‘天子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而是《尚书·洪范》中的‘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
这让刘弘对未来充满期待，以及无穷的斗志！
别说为地主豪强站队的儒家如今式微了，就连地主豪强本身，也还没有发育成型；无论是舆论还是学术，也都还没有将泥腿子开除出‘民’的行列——这样的时间点，刘弘大有可为！
如此说来，粮食保护价政策的推行，非但不会引起舆论的抵制，冒出什么‘与民争利’的言论，反而还会对刘弘歌功颂德，赢取相当丰厚的民望。
稳定的粮价，在封建社会又几乎与‘稳定的社会’挂钩；光是‘能让社会长久稳定’这一点，就足以让刘弘拼着亏光底裤，也要咬牙将粮食保护价政策推出去！
更何况粮食保护价，非但不会造成财政负担，反而还会为中央财政，或者说刘弘地私人小金库带来相当可观的收入。
从上帝视角看，粮食保护价政策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国家对粮食贸易进行垄断；而国家的垄断与民间商贾的垄断所不同的是：国家的出发点永远不会是利益，而是稳定。
与此同时，原本被天下所有粮商赚去的粮食差价，自此将全部落入少府口袋中，哪怕一石只赚五钱，那也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如今汉室人口近二千八百万，户二百万；其中还有二十多万户农户的农税，是交给彻侯勋贵的。
另外，关东至少也有50-80万户农户，是不对中央缴纳农税的——诸侯国民，农税上缴诸侯王；而诸侯王只需要将其中三成上缴中央，以为‘贡献’即可。
但粮食保护价，并不会因为你是彻侯封邑的租户，或是诸侯国国民而差别对待——只要你有粮食，卖到少府，少府就收！
只要你有户籍证明自己是汉人，那你想买粮，少府就给你卖！
如今汉室可耕作土地将近二万万亩，年产粮六万万石；只要其中一半能在少府手中过一遭，少府就能从中获利十五万万钱！
汉室去岁的农税收入，也才不过十二万万钱！
少府去岁大体收入：赋，也就八万万钱而已。
至于粮食的储存成本，或许就是将这些粮食暂时放到各地的粮仓，依旧给仓吏发放俸禄——无论粮仓有没有存量，仓吏都是要拿俸禄的。
不严谨的说，粮食专营所产生的储量成本，实际上是几乎没有的；或者说，无论粮食专营与否，各地官仓的维护成本原本就已经存在。
而百姓也将在此事上收益——相较于往年七十钱卖出，九十钱买入的巨大差价，少府区区五钱的差价，绝对在百姓的接受范围之内。
简而言之，粮食保护价，其实就是将粮商从产业链中剔除，有国家来充当‘中间商’的角色；将粮商原本获利空间的大部分让还给百姓，其余的小部分落入国家之手，用来获取‘微薄’的利润。
——百分之六的利率而已，后世银行的利息也不过如此，在封建时代已经很良心啦~
至于被踢出产业链的粮商对此会不会有意见，则完全不在刘弘考虑范围之内——懂事的，改行卖别的东西去！
不懂事儿的，爷们儿可就起帝陵警告了！
一个陵邑制度，便足以让商人阶级在汉室抬不起头，更枉论影响国家大策了。
粮食保护价政策，在刘弘透露出强烈的对外战略态度之后，毫无疑问的在廷议中三读通过；自此，少府就将多出一个专门负责买卖粮食的部门。
部门的名称，刘弘都已经替田叔想好了：治粟都尉！
光从这个名字，就足以看出刘弘的野心，以及对该部门的期待——原本的历史上，治粟都尉这个官职的首次出现，是在武帝朝。
历史上第一位治粟都尉，大名亦是如雷贯耳——桑弘羊！
《史记·平准书》记载，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主平准均输事。
刘弘从粮食入手，悄悄设立治粟都尉，便是为将来未雨绸缪，提前布局——粮食专营，主要还是以稳定粮价，从而营造稳定的社会秩序为主要目的；真正赚钱的，还得是盐铁！
对盐铁专营是否能成行，刘弘抱有十成的把握——原因很简单：在这个《许民弛山泽令》还不存在的时间点，无论是矿山还是海水，理论上都属于刘弘地私人物品！
刘弘开自己的矿制铁，煮自己的海制盐，没人能插得上话；而且盐铁的利润，也还没有被这个时代的人发现，根本没有既得利益集团阻挠。
等将来的治粟都尉能按吨晒出盐，按吨锻出铁时，依旧可以按粮食专营这一套操作——因为更简易的工艺而售价大跌的‘少府产盐铁’，同样会将天下的盐商、铁商逼得走投无路，只能转行。
最终，盐铁也将被国家垄断。
垄断盐的意义，基本和粮食类似，可以让百姓更安心的进行生产；而铁的垄断专营，则将大大减小铁器外流到诸侯王之手，乃至于匈奴人手中的概率。
在火药出现之前，钢铁才是武器军械最主要的制作材料；严格控制钢铁流动，无论是对政权的稳定，还是军备的发展，都将起到不可忽视的关键作用。
再加上刘弘地到来，让历史上因为吕后而被否定的《金布律》保留了下来···
这一刻，刘弘不再觉得这是地狱开局了——撇开陈周诛弘集团不谈，这个时间点的政治环境，对于穿越者而言实在太友好了！
长出一口气，交代少府田叔尽快搭起治粟都尉的架子，刘弘便自然地开启下一个议题。
既然彻侯勋贵阶级在粮食专营一事上保持沉默，那下一个议题，自然是匈奴使团问题了——刘弘需要表明自己的态度，来让彻侯勋贵集团安下心。
“匈奴遣使，虽言称乃欲彰和，然其狼子野心，可谓昭然若揭！”
作为汉初的皇帝，这个态度刘弘是一定要表的——仇视匈奴，与贬低秦始皇一样，是汉初的基本意识形态。
身为汉室的皇帝，刘弘如果不做一个仇视匈奴得表态，那几乎跟后世的自由国总统透露亲近大熊一样，属于绝对的自毁长城！
虽然刘弘的表态并不能改变什么，汉室该低头还是要低头，该默认匈奴人的敲诈还是要认，但对朝臣勋贵而言，一个强硬的皇帝，就是最好的强心剂。
如此一来，今日关于匈奴使团的议题，其基调也很简单了：刘弘要在保证朝臣勋贵完全体会到自己强硬态度的同时，为这次汉匈外交定下主调——以相对体面的方式，向匈奴祈求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