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时不要点开，稍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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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5年的北京，曾经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那就是掌握朝政大权的鳌拜力排众议，同时在开封、锦州、汉中三地训练四支新军，以适应越来越瞬息万变的战场局势。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统领这四支新军的将领中，倒有两人是汉将，分别是开封新军统制张勇、汉中新军统制赵良栋，如果再算上隶属于汉军旗的锦州新军统制孙思克的话，那么这四支清帝国重金打造的新军部队，倒有三支是由汉族将领指挥，除了图海一手组建、训练的锦州新军二期。”
东方的天际已经泛起了一片鱼肚白，看了一夜稿子同时也修改了一夜稿子的郭普夏，揉了揉有些酸涩的双眼，放下了手里有关清国的稿子。这些文稿，是他手下一位资深情报官员创作的，风格与上一篇有些不同。而且因为获得清国信息的渠道有限，因此很多部分流于猜测，一些观点也有待证实，所以文章内容在一些人看来也许没那么令人信服。
文章是从东岸人资料最多的军事体制的改革引出的，着重指出了清军现在并行的三套军制，即八旗军、绿营军和新军。
“……八旗军由每单位300人的佐领组成，均由清国皇帝支付军饷及赐予田产。佐领以上的八旗军军官每隔五年左右就会在各部之间调动任职，以防止宗室清贵或统兵大将拥兵自重。这是一种成熟的军制，也令君主能够安寝，不至于稀里糊涂地死于宫廷阴谋之中。整个帝国目前大概拥有此类军队20-25万人左右，但我们对这个数字表示高度存疑，因为有情报显示，清帝国满蒙汉八旗成年男丁加起来也不过才25万人出头的样子，这意味着他们将绝大多数成年男子都算入了军队数量之中，或者正如他们所言，年龄在15岁以上、60岁以下的男人，都要服役，至少表面上是如此。”
“……绿营军的规模庞大，几乎达到了五十万人之众，也许有六十万人，我们没法确切地统计。在1645年的时候，绿营军规模最大时可能达到了八十万或一百万人之多，这是因为前线将领们收编了太多的降兵。在此之后，随着局势的变化，清廷进行了大规模的裁军，这是一项极有魄力的行动，保障了帝国财政的健康——现有的绿营军每年需要约400万两银子及数量不详的粮食、布匹、盐来维持——同时也勉强护卫了帝国的安全。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绿营兵是世袭制的，待遇非常一般，且近些年来还经常遭受上级的克扣，士气下落很快。若早些年他们还能与我们的仆从军进行比较的话，现在已经不配与进行全新整编后的新军部队来比较了，从各方面都不如。”
“……新军目前有十万人左右，这是清帝国目前情况下所能维持的极限了，除非他们愿意裁撤绿营兵的编制，但这似乎并不能节省多少财力。在这十万人的新军中，锦州新军分两部，一部由图海率领，约四万人，其中颇多满、蒙、汉八旗子弟，另一部由孙思克率领，约二万人上下；河南新军由老将张勇统率，规模在二万人以上，汉中新军由赵良栋率领，规模在一万五千人左右；再算上北京神机营中习练火器战术的五千名士兵，清帝国新军总规模达到了十万人上下，即便放在欧洲也是不小的规模了。”
“……当然了，考虑到火枪、火炮装备的比例，以及诸如士兵待遇方面的差异，清帝国维持这十万人新军所付出的代价，未必就比奥地利人维持3-4万名常备军的花费要高多少。不过他们现在很多火器自产的质量越来越好，在可预见的将来维持军队的成本会缓慢下降，除非他们决心进一步提高火炮等技术兵器的配备比例。”
“……如果说待遇和装备仅仅是军队战斗力的一个方面的话，那么清、顺、明军中间存在的一个共同的痼疾则严重限制了他们军队的战斗力。根据训练清国、明国新军的德意志雇佣军官描述，无论是清国还是明**队，他们都很难使得中、上级军官参加训练，因为他们认为与普通士兵在操场上一起摸爬滚打是有失体面的。而且更糟糕的是，这些中层和高层军官在军队中拥有不参加直接战斗的特权，因此很难说这些人对于新式的战法有多了解。当然或许他们私下里也会通过自己的渠道了解、学习新式战法，但这就不为人所知了。总而言之，清国新军的战斗力不宜过分高估，水平可能也就和我们这些年整编出的五个整师的新军相当，也许本土作战时有一定的优势，但如果出外远征，效果可能不会太理想。”
看得出来，由于情报来源的因素，这片描述清国状况的报告给予了军事方面很大的篇幅，不过就内容本身而言，大体上却还比较符合事实，尤其是那些有关清**队规模、装备、开支、训练和战斗力的描写，是通过收买的一些曾参与过清**队现代化训练的欧洲教官了解到的，也可以说是第一手资料了。
这样的军队，郭普夏认为东岸人在地形——比如胶莱新河防线、四明山、会稽山等等——的帮助下，守住宁波、登莱问题应该不大，除非清国方面倾尽全力来攻，但这显然不可能。当然我们也应注意到，清**队的整体实力还是应被尊重的，他们在对顺国、明国时拥有很大的优势，这毋庸置疑。
“……与南方李顺政权控制区有所不同的是，庞大的清帝国的农业成分要远超他们。这个国家超过一半的土地以小麦种植为主，与欧洲和东岸类似，其中西北的甘肃及部分青海地区以春小麦为主，河南、山西、陕西以冬小麦和小米为主，河北、安徽、江苏、山东以冬小麦、高粱及海外传入的新作物为主，其长江两岸部分府县还出产大米、茶叶、油菜籽和其他一些作物。每年夏收、秋收的情况都要第一时间呈送北京的朝廷，由皇帝本人与各级官员评估粮食收成的好坏，并以此为基础制定相应的政策，你可以将其视为一种有些奇怪、古老的预算制度。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庞大规模的军队及战争带来的压力，地方州县的财政负担并不轻，因此很多州县会时不时地上报‘歉收’，以抵制北京朝廷要求的增加缴税额度的愿望，而帝国政府因为体制及统治方式的原因，往往无法对此作出准确的判断。”
“……虽然税收负担不轻，但因为明朝末年战乱导致的人口减少，现在虽然大大恢复，但人均拥有的土地仍然十分可观，农民们的生活过得并不艰难，比广东、广西及西南一带明朝统治下的农民们总体而言要轻松一些——当然战争的临时加派、地方官吏的贪婪以及盗匪可能的出没，都会导致农民的生活状态在短期内发生急剧的变化，但总体而言，清帝国建立三十余年后的今天，作为其统治核心的北方的人口、粮食产量都有了巨大的增长，水利、灌溉、储量设施都得到了更新乃至扩建，这对于农业形态的社会而言十分重要。”
“……最近十多年以来，根据我们的观察，清国农田种植面积之中，像桑树、茶树、棉花、芝麻、大豆、玉米、红薯、土豆、芝麻、花生等作物的比例有所增加，尤其是前面三者。这似乎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市场对这类经济作物的需求与日俱增。我们无从证实清国境内是否开设了足够规模、投资巨大的棉纺织厂、丝织厂或茶厂，这方面的资料太过缺少，但可以肯定的是，清帝国最近十多年对外输出生丝、绸缎、茶叶、棉布的数量大大增加，这从伦敦、阿姆斯特丹市场公开的财务资料就能看出，英格兰、联合省的两家东印度公司每年在清帝国采购了巨量的上述商品，其中甚至包括数量不详的北方出产的柞绸（在华北和满洲部分地区，清国人用栎树叶来养蚕）。”
“……纺纱业是清国农村最重要的手工业，迄今为止清国80%以上的棉布都是‘国产’的，只有极少数是从顺国、宁波以及外洋商人处购入。毫无疑问，清国95%以上的工业产值是手工业，只有极少数的行业才会采用一些原始的、简陋的、效率低下的水力或畜力机械生产。就这一点说，他们被与我国贸易频繁的顺国、明国远远甩在了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