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棁因此被免了翰林学士，从此淡出学士圈。崔棁一生光明磊落，行为严格拘谨，不苟言笑，是个典型的老学究、老夫子，仅这一次，活动了一下心眼儿，想拍一下桑维翰的马屁，缓和一下驳斥草稿的矛盾，没想到就拍在了马蹄上，翻车之后，被任命为尚书左丞，后迁太常卿，都是养老的闲职。
石重贵即位后，第一个捏的软柿子就是崔棁，让他从“相当于养老”的职位上转正，转为“就是养老”——太子宾客，分司西都（唐朝首都在长安，洛阳在东面，故称东都，所以遭排挤的官员都是“分司东都”，如今首都在汴州，洛阳位于西面，故改成“西京”或“西都”，遭贬的官员也就随之“分司西都”）。
至于理由，就不走心了：他病了。据说是崔棁手脚经常发麻。哎呀，脚都麻了，不能履职了，恩准你退休。
2.4.2丰满羽毛
对于“龙潜”时的嫡系们，自然要更要大力提拔，让他们逐渐进入核心权力层，掌握实权，他们是新皇帝最信任的人。
石重贵的嫡系如边蔚、张煦、边光范等，这些人全都是石重贵坐镇魏州时的幕僚，“魏州嫡系”，现在一律提拔进中央。
3，外交
石重贵新君即位，甚至有矫诏篡位之嫌，更加迫切地需要国际社会的舆论支持，尤其是要争取契丹爸爸的认可。
在石重贵宣告即位之后，于阗（今新疆和田一带的西域古国）、回鹘派来了使者进贡，表示对石重贵新政权的承认。石重贵很高兴，照例授予他们怀化大将军、将军朗将等官职，礼送回国。
除了西域诸国，亦有国际友人不远万里从东北方赶来进贡，他们就是高丽国。
这些势力基本都属于蒙吃骗喝，尤其是高丽，后文会提及。他们的态度只是一种政治乞讨，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都不过是为了五斗米。对于后晋王朝来说，最看重的是与契丹人的外交关系。
石敬瑭末期，契丹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已经准备南下入侵中原，在石敬瑭的“亲辽”努力下，契丹人虽然磨拳霍霍，却苦于没有正当的理由，所以表面上还维持着睦邻友好的假象。
石重贵登基的第一件事，就是派禁军将领押着先帝石敬瑭的两匹御马，来到相州的西山，然后杀马祭祀先帝，这是契丹人的礼节，史书云“用北俗礼也”。
一个中原皇帝，用“北俗礼”，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政治信号，向契丹人隔空示好。因为石重贵是被耶律德光亲自选中的，他继承了石敬瑭的衣钵，也要继承石敬瑭的政治理念，即辽晋睦邻友好。
在石重贵即位初期，两国确实保持了亲密而友善的互动。在石敬瑭病逝前，契丹的述律太后也“不豫”了，经医治后痊愈，所以后晋派人去契丹告哀，告之石敬瑭去世的噩耗，契丹派使节前来吊祭，并为之辍朝七日；
后晋遣使向述律太后问候起居，祝她早日康复；
契丹遣使祝贺石重贵登基，后晋遣使表示感谢；
契丹遣使送来生日礼物，祝石重贵生日快乐，后晋遣使向契丹进贡黄金表示感谢，随后石重贵又派儿子石延煦亲自到契丹慰问自己的曾祖父耶律德光、高祖母述律太后，并进贡黄金；
石重贵平定了襄州安从进叛乱之后，契丹遣使祝贺，值得注意的是，述律太后也派来使节，以大辽太后的名义（中原史册书作“契丹主母”）单独向石重贵表示祝贺，这里涉及到契丹内部的政治斗争问题，我们会在后文详述。
总之，在天福八年（943）之前，两国进行着频繁且亲密的友好往来。
但是，这种友好的氛围很快就被打破，辽晋之间终于爆发了一场大规模战争，这是契丹自耶律阿保机统一以来，对中原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次侵略战争。
关于这场战争的爆发、过程及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将在后文呈献。
4，自然灾害
石敬瑭时期，中原年年闹灾，而到了石重贵时期，是月月闹灾。自然灾害的频率比以往更密集，且危害性更大。
史书对于石敬瑭时期自然灾害的记载，基本是报道某某地发生某种灾害，倒了多少房屋、毁坏了多少农田、冲毁了多少座桥梁……像是新闻简讯；而石重贵时期的报道，则更像是恐怖故事，常见诸如某某地饿死多少人的字样，史官用这种触目惊心的数字向后人们描述当时的惨状，成千上万的人饿死，至于灾情到底啥样，自己去想吧。
天福七年（942）
——6月13日，石重贵登上皇位，当月，“河南、河北、关西并奏蝗害稼。”
黄河两岸即潼关以西地区，同时爆发蝗虫，乍一看似乎只是部分地区的蝗灾，但请注意，中原王朝的实际控制区域也就是这些地方，所以几乎可以概括为“全国蝗灾”。
——7月
“安州奏，水平地深七尺。”
关于“尺”的长度，在不同的朝代略有不同，五代基本沿袭了唐制，那么在唐朝，一尺折合现在的30.7厘米，那么“七尺”就相当于今天的2米1多。不管是一米七还是一米八，还是两米一，总之，是超过一个成年男子的身高。
“州郡十七蝗。”
中国幅员辽阔，南方（安州）闹水灾，积水深度超过成年男子，而北面却闹旱灾，一般情况下，蝗灾与旱灾是一对儿好基友，常相伴而生。后晋北部地区十七个州陆续奏报蝗灾。
一个月内，朝廷同时收到了冰火两重天的奏报。
——8月，“河中、河东、河西、徐、晋、商、汝等州蝗。”
这轮蝗灾以黄河流域为中心，波及今天的山东省、山西省、河南省、陕西省、江苏省等地区。简言之，基本还是“全国闹灾”。
天福八年（943）
——正月，洛阳上奏，“逃户凡五千三百八十七，饿死者兼之……时州郡蝗旱，百姓流亡，饿死者千万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