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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五千年 第十三章 后汉的盛衰

作者:吕思勉 分类:其他 更新时间:2021-12-16 15:52:47

后汉自公元25年光武帝即位起,至公元220年为魏所篡止,共计一百九十六年;若算到公元189年董卓行废立,东方起兵讨卓,实际分裂之时为止,则共得一百六十五年;其运祚略与前汉相等,然其国力的充实,则远不如前汉了。这是因为后汉移都洛阳,对于西、北两面的控制,不如前汉之便;又承大乱之后,海内凋敝已极,休养未几,而羌乱即起,其富力亦不如前汉之盛之故。两汉四百年,同称中国的盛世,实际上,后汉已渐露中衰之机了。

光武帝是一个实际的政治家。他知道大乱之后,急于要休养生息,所以一味地减官省事。退功臣,进文吏。位高望重的三公,亦只崇其礼貌,而自己以严切之法,行督责之术,虽然有时不免失之过严,然颇得**政治“严以察吏,宽以驭民”的秘诀,所以其时的政治,颇为清明。公元57年,光武帝崩,子明帝立。亦能守其遗法。公元75年,明帝崩,子章帝立,政治虽渐见宽弛,然尚能蒙业而安。章帝以公元88年崩。自公元36年公孙述平定至此,共计五十二年,为东汉治平之世。

匈奴呼韩邪单于约诸子以次继立。六传至呼都而尸单于,背约而杀其弟。前单于之子比,时领南边,不服。公元48年,自立为呼韩邪单于,来降。中国人处之于今绥远境内。匈奴自此分为南、北。北匈奴日益衰乱。公元89年,南单于上书求并北庭。时和帝新立,年幼,太后窦氏临朝。后兄窦宪犯法,欲令其立功自赎,乃以宪为大将军,出兵击破匈奴。后年,又大破之于金微山(大约系今蒙古西北的阿尔泰山)。北匈奴自此远遁,不能为中国之患了。

西域的东北部,是易受匈奴控制的。其西南部,则自脱离汉朝都护的管辖后,强国如莎车、于阗等,出而攻击诸国,意图并吞。后汉初兴,诸国多愿遣子入侍,请派都护。光武不许。明帝时,才遣班超出使。班超智勇足备,带了少数的人,留居西域,调发诸国的兵,征讨不服,至公元91年而西域平定。汉朝复设都护,以超为之。后汉之于域外,并没有出力经营,其成功,倒亦和前汉相仿佛,只可谓之适值天幸而已。

后汉的乱源,共有好几个,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外戚和宦官。从前的皇室,其前身,本来是一个强大的氏族。氏族自有氏族的继承法。当族长逝世,合法继承人年幼时,从族中推出一个人来,暂操治理之权,谓之摄政。如由前族长之妻,现族长之母代理,则即所谓母后临朝。宗室分封于外,而中朝以外戚辅政,本来是前汉的一个政冶习惯。虽然前汉系为外戚所篡,然当一种制度未至崩溃时,即有弊窦,人们总认为是人的不好,而不会归咎于制度的。如此,后汉屡有冲幼之君,自然产生不出皇族摄政的制度来,而只会由母后临朝;母后临朝,自然要任用外戚。

君主之始,本来是和一个乡长或县长差不多的。他和人民是很为接近的。到后来,国家愈扩愈大,和原始的国家不知相差若干倍了,而君主的制度依然如故。他和人民,和比较低级的官吏,遂至因层次之多而自然隔绝。又因其地位之高,而自成养尊处优之势,关系之重,而不得不深居简出。遂至和当朝的大臣,都不接近,而只是和些宦官宫妾习狎。这是历代的嬖幸近习,易于得志的原因,而也是政治败坏的一个原因。

后汉外戚之祸,起于章帝时。章帝的皇后窦氏是没有儿子的。宋贵人生子庆,立为太子。梁贵人生子肇,窦后养为己子。后诬杀宋贵人,废庆为清河王,而立肇为太子。章帝崩,肇立,是为和帝。后兄窦宪专权。和帝既长,与宦者郑众谋诛之,是为后汉皇帝和宦官合谋以诛外戚之始。105年,和帝崩。据说和帝的皇子,屡次夭殇,所以生才百余日的殇帝,是寄养于民间的。皇后邓氏迎而立之。明年,复死。乃迎立清河王的儿子,是为安帝。邓太后临朝,凡十五年。太后崩后,安帝亲政,任用皇后的哥哥阎显,又宠信宦官和乳母王圣,政治甚为紊乱。阎皇后无子,后宫李氏生子保,立为太子。后谮杀李氏而废保。

125年,安帝如宛,道崩。皇后秘丧驰归,迎立章帝之孙北乡侯懿。当年即死。宦者孙程等迎立废太子保,是为顺帝。程等十九人皆封列侯。然未久即多遭谴斥。顺帝任用皇后的父亲梁商,梁商为人还算谨慎。商死后,子冀继之,其骄淫纵恣,为前此所未有。144年,顺帝崩,子冲帝立。明年崩。梁冀迎立章帝的玄孙质帝。因年小聪明,为冀所弑。又迎立章帝的曾孙桓帝。桓帝立十三年后,才和宦者单超等五人合谋把梁冀诛戮,自此宦官又得势了。

因宦官的得势,遂激成所谓党锢之祸。宦官和阉人,本来是两件事。

“宦”字的初义,是在机关中学习,后来则变为在贵人家中专事伺候人的意思。皇室的规模,自然较卿大夫更大,自亦有在宫中服事服侍他的人,此即所谓“宦官”(据《汉书·本纪》,惠帝即位后,曾施恩于宦皇帝的人,此即是惠帝为太子时,在“太子家”中伺候他的人)。本不专用阉人,而且其初,宦官的等级远较阉人为高,怕是绝对不能用阉人的。但到后来,刑罚滥了,士大夫亦有受到宫刑的(如司马迁受宫刑后为中书谒者今,即其好例);又有生来天阉的人;又有贪慕权势,自宫以进的,不都是俘虏或罪人。于是其人的能力和品格,都渐渐提高,而可以用为宦官了。后汉邓太后临朝后,宫中有好几种官,如中常侍等,都改用阉人,宦官遂成为阉人所做的官的代名词。

虽然阉人的地位实已提高,然其初既是俘虏和罪人,社会上自然总还将他当作另一种人看待,士大夫更瞧他不起。此时的士大夫和贵族,都是好名的,都是好交结的。这一则出于战国之世,贵族好养士、士人好奔走的习惯,一则出于此时选举上的需要。

当时的宦官,多有子弟亲戚,或在外面做官暴虐,或则居乡恃势骄横。用法律裁制,或者激动舆论反对他,正是立名的好机会。士大夫和宦官遂势成水火。这一班好名誉好交结的士大夫,自然也不免互相标榜,互相结托。京城里的太学,游学者众多,而且和政治接近,便自然成为他们聚集的中心。结党以营谋进身,牵引同类,淆乱是非,那是政治上的一个大忌。当时的士大夫,自不免有此嫌疑。而且用了这一个罪名,则一网可以打尽,这是多么便利,多么痛快的事!宦官遂指当时反对他们的名士为党人,劝桓帝加以禁锢,后因后父窦武进言,方才把他们赦免。

167年,桓帝崩,无子,窦后和武定策禁中,迎立了章帝的玄孙灵帝。太后临朝。窦武是和名士接近的,有恩于窦氏的陈蕃,做了太傅,则其本身就是名士中人。谋诛弄权的宦官,反为所害。太后亦被迁抑郁而死。灵帝年长,不徒不知整顿,反更崇信宦官,听其把持朝政,浊乱四海。而又一味聚敛奢侈。此时乱源本已潜伏,再天天给它制造爆发的机会,遂成为不可收拾之局了。

大伤后汉的元气的是羌乱。中国和外夷,其间本来总有边塞隔绝着的。论民族主义的真谛,先进民族本来有诱掖后进民族的责任,不该以隔绝为事。但是同化须行之以渐。在同化的进行未达相当程度时,彼此的界限是不能遽行撤废的。因为文化的不同就是生活的相异,不能使其生活从同,顾欲强使生活不同的人共同生活,自不免引起纠纷。这是五胡乱华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后汉时的羌乱,业已导其先路了。

今青海省的东北境,在汉时本是羌人之地。王莽摄政时,讽羌人献地,设立了一个西海郡。既无实力开拓,边塞反因之撤废,羌人就侵入内地。后汉初年,屡有反叛,给中国征服了,又都把他们迁徙到内地来。于是降羌散居今甘肃之地者日多。安帝时,遂酿成大规模的叛乱。这时候,政治**,地方官无心守土,都把郡县迁徙到内地。人民不乐迁徙,则加以强迫驱遣,流离死亡,不可胜数。派兵剿办,将帅又**,历时十余年,用费达二百四十亿,才算勉强结束。顺帝时又叛,兵费又至八十余亿,桓帝任用段颎,大加诛戮,才算镇定下来。然而西北一方,凋敝已甚,将帅又渐形骄横,隐伏着一个很大的乱源了。

遇事都诉之理性,这只是受过优良教育的人,在一定的范围中能够做到的。其余大多数人,和这一部分人出于一定范围以外的行为,还是受习惯和传统思想的支配的。此种习惯和传统的思想,是没有理由可以解说的,若要仔细追究起来,往往和我们别一方面的知识冲突,所以人们都置诸不问,而无条件加以承认,此即所谓迷信。给迷信以一种力量的则为宗教。宗教鼓动人的力量是颇大的。当部族林立之世,宗教的教义,亦只限于一部族,而不足以吸引别部族人。到统一之后就不然了。各种小宗教,渐渐混合而产生大宗教的运动。

在汉时,上下流社会,是各别进行的。在上流社会中,孔子渐被视为一个神人,看当时内学家(东汉时称“纬”为内学)尊崇孔子的话,便可见得。但在上流社会中,到底是受过良好教育,理性较为发达,不容此等迷信之论控制,所以不久就被反对迷信的玄学打倒。在下流社会,则各种迷信,逐渐结合,而形成后世的道教。在汉时是其初步。其中最主要的是张角的太平道和张修的五斗米道。

道教到北魏时的寇谦之,才全然和政府妥协,前此,则是很激烈地反对政府的。他们以符咒治病等,为煽动和结合的工具。张修造反,旋即平定。张鲁后来虽割据汉中,只是设立鬼卒等,闭关自守,实行其神权政治而已,于大局亦无甚关系。

张角却声势浩大。以公元184年起事。他的徒党,遍于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即今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山东、河南、河北各省之地。但张角似是一个只会煽惑而并没有什么政治能力的人,所以不久即败。然此时的小乱事,则已到处蔓延,不易遏止了,而黄巾的余党亦难于肃清。于是改刺史为州牧,将两级制变成了三级制,便宜了一部分的野心家,即仍称刺史的人以及手中亦有兵权的郡守。分裂之势渐次形成,静待着一个机会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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