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4年——1548年 首辅张璁革除时弊，整顿吏治。严嵩以逢迎入阁拜相。
大礼仪之争不仅让嘉靖的老爹正了名，也让王守仁出了名。但是王守仁的心学并没有因此取代了朱熹的理学。理学还是作为正统思想流传下去。
理学强调规矩，这限制了思想的自由。人们被理学束缚住，思想越来越僵化。
“大礼仪之争”后，张璁成为嘉靖的宠臣。但“大礼仪之争”的后遗症仍在，有些大臣认为他为虎作伥，鄙视他，不愿跟他合作。张璁于是掀起新一轮的清洗，把反对他的人排挤出朝。接替杨廷和任内阁首辅的老臣费宏也因受到张璁的不断诋毁而自动辞职。嘉靖请来已经退休在家的杨一清任内阁首辅。张璁不服，处处排挤他，逼得杨一清再次申请退休。
张璁终于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首辅职位。
不过，虽然张璁谋取首辅职位的手段令人不齿，但他在首辅位上的工作还是可圈可点的。张璁在任期间力行改革，被称作张居正改革的先声。
在吏治方面，他任贤用能，惩奸治恶。他一方面严惩贪污**，严禁贿赂请托，另一方面加强对官吏的考核。他对于贪官污吏敢下狠手。
同时他建议嘉靖以能力选官，不要单纯依赖科举。有学问的人不一定就有做官的能力。有些人高分低能，文章写得挺好但不能把一方百姓治理好。也有些人虽然没有进士出身、本科文凭，但能力出众。他改革选官方式，“但有廉能爱民者，许一体推举擢用使”。廉洁、胜任、爱民的人，不受资历门槛线的限制。
以能力选官是张璁的一项改革。
对于宦官，张璁主张要严格限制使用，绝不能让宦官乱政的问题再次发生。
在他的主导下，大批宦官被裁减。被皇帝派到各地镇守太监（监视军队或其他任务）全部撤回。皇帝有事跟内阁商量，找大臣们讨论，不再征求宦官的意见。司礼监也只是一个帮皇帝治理文书的秘书处，不能再左右内阁、左右朝政。
嘉靖一朝，宦官回归服务工作，再没有出现宦官乱政。这也是张璁的功劳。
明朝中后期时，土地兼并已经非常严重。在工商业发展受限的前提下，绝大多数人只能依靠土地谋生。失去了土地就等于失去了饭碗。没了饭碗，农民被生活所迫成为流民、变民。当时全国人口六千万，流民就有六百万，数字非常庞大。流民遍地、民变频发使社会变得越来越不安定。所以土地兼并被认为是社会动乱的原因之一。
皇帝给王公大臣各级官员发的俸禄或赏赐，有时候是钱，有时候是土地。作为俸禄、赏赐分给臣子的土地，土地上产生的赋税全部归臣子所有。明朝的工资低，分给臣子的土地并不多，赋税自然也不多。臣子想吃饱吃好就得想方设法多搞土地，诸如以荒田名义求皇帝追加封赏，或者霸占、购买、巧取豪夺，总之各想各的辙。到了嘉靖年间，全国半数土地都不再向国家缴纳赋税。
张璁决定清查土地。超标多占或者说非法取得的土地该收回收回，该交税交税。
嘉靖也把皇庄交公，改名官田，把赋税交给户部。
张璁以京郊为试点开始清查工作。试点很成功，在京郊查出五万顷非法土地。旗开得胜后，清查工作迅速在全国展开。国家税收迅速增加。
为了简化税收方式。张璁把田税、丁税（人头税）、徭役以及其他乱七八糟税合并为一，折算成银子让农民一次性缴纳。计税的依据是田亩数。你家有多少地就交多少税。不用你交公粮、服徭役，你只管交钱就行了。我需要粮食我自己去买。我需要人服役我自己花钱雇人。
这个税收办法后来被张居正改造为“一条鞭法”。
张璁的税收新办法并没有推行下去，阻力太大。以前按人头收丁税。地主家人少，丁税也少。现在改成按田亩数收丁税。地主家地多，税负“噌”一下上去了。地主认为不公平。普通农民基本不受影响，甚至税负还降低了。但是地主不干啊。地主包括王公贵族、官员乡绅。这些人势力大，百般阻挠新税法施行。后来张璁患病退休，这事也就黄了。
张璁在任期间推行改革，遇到的阻力不小，挨得骂也不少。
恨他的人想把他扳倒，但是抓不到他什么把柄。张璁这人为官清廉，一心为公，从不搞任人唯亲的小圈子，几乎没什么小辫子能被人抓住。并且嘉靖相信张璁，支持张璁。张璁在朝中始终屹立不倒。
后来张璁患病，请求退休。嘉靖舍不得他，极力挽留，“为之亲制药饵”。直到张璁昏倒在工作岗位上，嘉靖才不得不同意张璁退休。张璁回老家温州养病。嘉靖时不时派人去温州探望，希望张璁尽快病愈复职。但是张璁一病不起，最终还是死了。嘉靖闻讯非常难过、惋惜。
嘉靖在张璁死后任命夏言为首辅。
夏言因为力排众议支持嘉靖天地分祀，也就是将天和地分开祭祀，受到嘉靖的青睐。
嘉靖因为“大礼仪”事件对礼仪方面的事情产生兴趣。经过研究，他发现明太祖以来天地合祀的做法是不对的。明太祖认为天地如父母没必要分开祭祀，但这样做不合古制。嘉靖想要纠正过来。
群臣反对改变祖制。但嘉靖执意要这么做。他一方面想通过制礼作乐树立威信，一方面想借此强调君权神授。
夏言带头上书支持嘉靖。嘉靖大喜，任命他为礼部尚书，负责建造天坛、地坛、日坛、月坛以及制定祭祀的礼仪。夏言从此开始青云直上。
夏言入阁后，推荐自己的老乡严嵩[song]接替自己礼部尚书的职务。严嵩由此发迹。
夏言这人工作能力还行，就是脾气太差，四处树敌，跟谁也搞不好关系。热衷政治斗争不仅牵扯了他的大量精力也让嘉靖越来越烦他，以至于他在官场三上三下。
前面提到的“大礼仪之争”以嘉靖为生父兴献王“称考立庙”而告终，但十年后又追加了一个尾声。
有人拍嘉靖的马屁，建议让兴献王称宗，享受更高一级的祭祀。嘉靖很高兴，让群臣讨论。大家不同意，认为宗的名额已经满了，不能再加。严嵩逢迎嘉靖，想出一个办法，让当时称为太宗的朱棣称祖，腾出一个宗的名额把兴献王塞了进去。他给兴献王起了一个庙号叫睿宗。嘉靖非常满意。严嵩也因此得宠，进入内阁。
严嵩以逢迎得利，入阁后加倍逢迎。
嘉靖信仰道教。他不戴翼善冠而戴香叶巾。翼善冠是用乌纱做成后面带俩帽翅的帽子。香叶巾是道士用来包头的头巾。翼善冠跟香叶巾简单地说就是官帽跟道帽。他不仅自己戴香叶巾还送给他宠信的几位大臣戴。
首辅夏言不肯戴，认为身为朝臣戴着道帽子不成体统。嘉靖很不高兴。
严嵩不仅戴上香叶巾，还用青纱笼住以示庄重和珍惜。嘉靖看了非常开心。
严嵩日益受宠让夏言极其不爽。他开始排挤严嵩。严嵩图谋首辅的位子，暗中算计夏言。两人明争暗斗，针锋相对。
内阁沉溺内斗。皇帝沉溺道教。君臣不务正业，朝政越来越混乱。
当时国内民变、兵变、灾害不断，社会日益动荡。更为严重的是，鞑靼人不断犯边，在边境地区烧杀抢掠。从东北到西北，边境地带的战火连年不断。
1542年，鞑靼人突破雁门关杀入山西，从太原南杀到大同北，杀害明朝百姓二十万，抢走牲畜二百万。
明军据城防守不敢出战，等鞑靼人走了，组织百姓增修长城，从大同到宣府修了一千多里。
1546年，鞑靼人杀入陕西，肆意杀掠。
明军三边总督曾铣派军偷袭敌营，逼迫鞑靼人撤军。
曾铣上书嘉靖要求反攻河套地区。
河套地区原本是明朝领土，因为鞑靼人不断蚕食而丢失。鞑靼人盘踞河套地区，以此为据点不断进犯陕甘宁地区。
曾铣建议改变被动防守的策略，主动反击鞑靼，收复河套地区，拔除鞑靼人的据点。
嘉靖让群臣讨论。夏言举双手赞成。严嵩察言观色暂不表态。
次年，曾铣主动出击河套地区，歼敌千人。鞑靼人仓皇渡河而逃。曾铣命令总兵（战区总指挥）仇鸾乘胜追击。但是仇鸾抗令不遵，贻误战机。曾铣大怒，将仇鸾下狱。
曾铣再次上书嘉靖要求给他增加兵力和军费，准备趁势收复河套。
夏言和多数朝臣都支持收复河套，建议嘉靖对鞑靼人开战。
嘉靖大兴土木致使国库空虚，拿不出那么多军费。另外，他也没有信心打败鞑靼人，不愿主动开战。
严嵩看出嘉靖的心思，诬告夏言支持曾铣别有用心。他说夏言跟曾铣私交甚密，支持曾铣是出于私心，枉顾国家安危和军民生死。并且夏言拉帮结派有专权擅政的企图。
嘉靖大怒，遂以“强君胁众”的罪名勒令夏言退休。
严嵩担心嘉靖气消后重新启用夏言，又让人诬告夏言离京时对嘉靖口出怨言。同时，他又代仇鸾上书指控曾铣隐瞒败情，贪污军饷，串通内阁大臣。
嘉靖下令逮捕曾铣交锦衣卫审讯。
锦衣卫受宦官控制。而宦官都站在严嵩这边。夏言孤傲，对宦官从不拿正眼瞧。严嵩对宦官恭恭敬敬，见到宦官便打躬作揖，并且时常有重礼相送。
锦衣卫回报嘉靖，声称仇鸾的指控完全属实。
嘉靖最恨朝臣跟武将交结，下令处死曾铣和夏言。收复河套的事不准再提。
官场倾轧，自己拆自己的墙角，很多正经事都被耽误了。
嘉靖让严嵩代替夏言做了首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