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申时行上疏以后，尚书杨巍又请将丁此吕贬斥，顿时闹动言官，统说时行与巍，蔽塞言路。御史王植、江东之交章弹劾两人，神宗为罢高启愚，留丁此吕。于是申、杨两大臣，抗疏求去。大学士余有丁，上言殿阁大臣，关系国体，不应为一此吕，遂退申、杨。许国尤不胜愤懑，亦专疏乞休。神宗乃将此吕外调。王植、江东之始终不服，遂力推前掌院学士王锡爵，可任阁务。锡爵曾积忤居正，谢职家居。见七十三回。至是因台官交推，重复起用，晋授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又因日讲官王家屏，敷奏诚挚，由神宗特拔，命为吏部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两人相继入阁，言官只望锡爵得权，抵制时行，不防锡爵却与时行和好，互为倚助，遂令全台御史，大失所望。万历十四年正月，郑妃生下一子，取名常洵，神宗即晋封郑妃为贵妃。大学士申时行等，以皇长子常洛，年已五岁，生母恭妃，未闻加封，乃郑妃甫生皇子，即晋封册，显见得郑妃专宠，将来定有废长立幼的事情，遂上疏请册立东宫。时行初意，原是不错。疏中有云：
臣等闻早建太子，所以尊宗庙，重社稷也。自元子诞生，五年于兹矣，即今麟趾螽斯，方兴未艾，正名定分，宜在于兹。祖宗朝立皇太子，英宗以二岁，孝宗以六岁，武宗以一岁，成宪具在。惟陛下以今春月吉，敕下礼部早建储位，以慰亿兆人之望，则不胜幸甚！
神宗览疏毕，即援笔批答道：“元子婴弱，少待二三年，册立未迟。”批旨发下，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及吏部员外郎沈璟，复抗疏奏道：
窃闻礼贵别嫌，事当慎始。贵妃所生陛下第三子，
这疏一上，神宗瞧了数语，便抛掷地上，勃然道：“册封贵妃，岂为立储起见？科臣等怎得妄言谤朕呢！”当下特降手敕道：“郑贵妃侍奉勤劳，特加殊封，立储自有长幼，姜应麟疑君卖直，着降处极边，沈璟亦降级外调，饬阁臣知之！”申时行、王锡爵等，接奉此敕，又入朝面请，拟减轻姜应麟罪名。神宗怫然道：“朕将他降处，并非为了册封，只恨他无故推测，疑朕废长立幼。我朝立储，自有成宪，若以私意坏公论，朕亦不敢出此。”既不敢以私废公，何不径立皇长子。申时行等唯唯而出，遂谪应麟为广昌典史，沈璟亦降级外调。既而刑部主事孙如法，又上言：“恭妃生子五年，未得晋封，郑妃一生皇子，即册贵妃，无怪中外动疑”云云。神宗复动恼起来，立谪为朝阳典史。御史孙维城、杨绍程等，续请立储，统行夺俸。礼部侍郎沈鲤，再上书请并封恭妃，神宗实不耐烦，复召申时行入问道：“朕意并不欲废长立幼，何故奏议纷纷，屡来絮聒？”时行道：“陛下立心公正，臣所深佩，现请明诏待期立储，自当加封恭妃，此后诸臣建言，止及所司职掌，不得越俎妄渎，那时人言自渐息了。”时行此言，未免迎合意旨，与初意不符。神宗点首，遂命时行拟旨颁发。为了这事，言官愈加激烈，你上一疏，我奏一本，统是指斥宫闱，攻击执政。神宗置诸不理，所有臣工奏疏，都掷诸败字簏中。会郑贵妃父郑承宪，为父请封，神宗欲援中宫父永年伯王祎故例，拟封伯爵。礼部以历代贵妃，向无祖考封伯的故事，不便破例，乃只给坟价银五百两。
小子阅明朝稗史，载有郑贵妃遗事一则：据言贵妃父承宪，家甚贫苦，曾将女许某孝廉为妾，临别时，父女相对，不胜悲恸。某孝廉素来长厚，看这情形，大为不忍，情愿却还，不责原聘。郑女感激万分，脱下只履，赠与孝廉，誓图后报。已而入宫，大得宠幸，虽是贵贱有别，终究是个侧室。追怀前情，耿耿未忘。不意孝廉名字，竟致失记，只有一履尚存，特命小太监向市求售，索值若干。过了一年，无人顾问，不过都下却传为异闻。某孝廉得着消息，乃袖履入都，访得小太监售履处，出履相证，果然凑合。小太监遂问明姓氏，留住寓中，立刻报知郑贵妃。贵妃泣诉神宗，备言前事，并云：“妾非某孝廉，那得服侍陛下？”算是知恩报恩。神宗为之动容，遂令小太监通知某孝廉，令他谒选，即拔为县令，不数年任至盐运使。这也是一种轶闻，小子随笔录述，作为看官趣谈，此外无庸细叙。
单说郑贵妃既身膺殊宠，又生了一个麟儿，意中所望，无非是子得立储，他日可做太后，便与李太后的境遇相同。有时宫闱侍宴，及枕席言欢，免不得要求神宗，请立己子常洵为太子。这也是妇人常态。神宗恩爱缠绵，不敢忤逆贵妃，用不敢忤逆四字甚妙。自然含糊答应。到出了西宫，又想到废长立幼，终违公例，因此左右为难，只好将立储一事，暂行搁起。偏偏礼科都给事王三馀，御史何倬、钟化民、王慎德，又接连奏请立储。还有山西道御史除登云，更劾及郑宗宪骄横罪状。神宗看了这种奏折，只瞧到两三行，便已抛去，一字儿不加批答。独李太后闻了这事，不以为然。一日，值神宗侍膳，太后问道：“朝廷屡请立储，你为甚么不立皇长子？”神宗道：“他是个都人子，不便册立。”太后怒道：“你难道不是都人子么？”说毕，投箸欲起。神宗慌忙跪伏，直至太后怒气渐平，方才起立。原来内廷当日，统呼宫人为都人，李太后亦由宫人得宠，因有是言。神宗出了慈宁宫，转入坤宁宫，与王皇后谈及立储事，王皇后亦为婉劝。后性端淑，善事两宫太后，就是郑贵妃宠冠后宫，后亦绝不与较。所以神宗对于皇后，仍没有纤芥微嫌。此次皇后援经相劝，神宗亦颇为感动。
待至万历十八年正月，皇长子年已九岁，神宗亲御毓德宫，召见申时行、许国、王锡爵、王家屏等，商议立储事宜。申时行等自然援立嫡以长四字，敷奏帝前。神宗道：“朕无嫡子，长幼自有次序，朕岂有不知之理？但长子犹弱，是以稍迟。”时行等复请道：“元子年已九龄，蒙养豫教，正在今日。”神宗点头称善。时行等叩首而退，甫出宫门，忽有司礼监追止道：“皇上已饬宣皇子入宫，与先生们一见。”时行等乃再返入宫。皇长子皇三子次第到来，神宗召过皇长子，在御榻右面，向明正立，并问时行等道：“卿等看此子状貌如何？”时行等仰瞻片刻，齐声奏道：“皇长子龙姿凤表，岐嶷非凡，仰见皇上仁足昌后呢。”神宗欣然道：“这是祖宗德泽，圣母恩庇，朕何敢当此言？”时行道：“皇长子春秋渐长，理应读书。”王锡爵亦道：“皇上前正位东宫，时方六龄，即已读书，皇长子读书已晚呢。”神宗道：“朕五岁便能读书。”说着时，复指皇三子道：“是儿亦五岁了，尚不能离乳母。”乃手引皇长子至膝前，抚摩叹惜。时行等复叩头奏道：“有此美玉，何不早加琢磨，畀他成器？”神宗道：“朕知道了。”时行等方才告退。
谁料这事为郑贵妃所悉，一寸芳心，忍不住许多颦皱。用元词二句甚妙。遂对了神宗，做出许多含嗔撒娇的状态，弄得神宗无可奈何，只好低首下心，求她息怒。刚为柔克，古今同慨。贵妃即乘势要挟，偕神宗同至大高元殿，祗谒神明，设了密誓，约定将来必立常洵为太子。又由神宗亲笔，载明誓言，缄封玉盒中，授与贵妃。仿佛唐明皇之对于杨妃。自此贵妃方变嗔为喜，益发竭力趋承。神宗已入情魔，镇日里居住西宫，沉湎酒色，于是罢日讲，免升授官面谢，每至日高三丈，大臣俱已待朝，并不见神宗出来；或竟遣中官传旨，说是圣体违和，着即免朝。今日破例，明日援行，甚且举郊祀庙享的礼仪，俱遣官员恭代，不愿亲行。女盅之深，一至于此。大理评事雒于仁，疏上酒色财气四箴，直攻帝失，其词略云：
臣备官岁余，仅朝见陛下者三，此外惟闻圣体违和，一切传免，郊祀庙享，遣官代行，政事不亲，讲筵久辍，臣知陛下之疾，所以致之者有由也。臣闻嗜酒则腐肠，恋色则伐性，贪财则丧志，尚气则戕生。陛下八珍在御，觞酌是耽，卜昼不足，继以长夜，此其病在嗜酒也。宠十俊以启幸门，
神宗览疏大怒，几欲立杀于仁，还是申时行代为解免，才将他削职为民。后来吏部尚书宋
顾宪成（1550—1612），字叔时，号泾阳，明无锡（今属江苏）人。万历进士，官至吏部文选司郎中。万历二十年（1594年）因触怒神宗而去职回乡，在东林书院讲学，并逐渐形成一个政治集团“东林党”。有《小心斋札记》《顾端文遗书》等著作传世。
高攀龙（1562—1626），字从云，无锡（今属江苏）人，明学者、文学家。万历进士，官至左都御史。天启六年（1626年）为阉党所诬陷，不堪受辱投水而死。有《高子遗书》《周易简说》《春秋孔义》等。
至万历二十年，礼科给事中李献可以宫廷并无建储消息，特请豫教元子，不意忙中有错，疏中误书弘治年号，竟被神宗察出，批斥献可违旨侮君，贬职外调。王家屏封还御批，具揭申救，大忤帝意。六科给事中孟养浩等，各上疏营救，神宗命锦衣卫杖孟百下，革去官职，此外一概黜退。王家屏知不可为，引疾归田。吏部郎中顾宪成、章嘉桢等，上言家屏忠爱，不应废置。神宗又恨他多言，夺宪成官，谪嘉桢为罗定州州判。宪成无锡人，里中旧有东林书院，为宋杨时讲道处，宪成曾与弟允成，发起修筑，至被谴归里，即偕同志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等，就院讲学，海内闻风景附，往往讽议时政，裁量人物。朝士亦慕他清议，遥为应和，后来遂称为东林党，与大明一代江山，沦胥同尽。小子有诗叹道：
盛世宁无吁咈时，盈廷交哄总非宜。
才知王道泯偏党，清议纷滋世愈衰。
内本未定，外变丛生，欲知当日外情，请至下回再阅。
立嫡，古礼也。无嫡则立长，此亦礼制之常经。神宗溺于郑贵妃，乃欲舍长立幼，廷臣争之，韪矣，但必谓储位一定，即有以固国本，亦未必尽然。兄挚废而弟尧立，后世尝颂尧为圣人，不闻其有背兄之恶玷。然则择贤而嗣，利社稷而奠人民，尤为善策，宁必拘于立长耶？惟典学亲师，最关重大，士庶人之子，未有年逾幼学而尚未就傅者，况皇子耶？廷臣争请立储，致忤帝意，甚至豫教元子之请，亦遭驳斥，神宗固不为无失，而大臣之不善调护，徒争意气，亦未始不足疵也。至于东林讲学，朝野景从，处士横议，党祸旋兴，汉、唐末造，类中此弊，明岂独能免祸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