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中国功夫历来是中国文化走向国际的一张名片，也衍生出人们喜闻乐见的传奇故事，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给人们无限的想象空间。众所周知，武术是中国重要的文化遗产，而武侠小说是在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加以想象写成的。那么，中国古代真的有武艺高强的大侠吗？他们所遵循的行为准则由何而来？剑法、拳脚、轻功、暗器……这些“功夫”又有多少是真实的？
儒墨两家均有侠义传统“绿林”本是西汉地名
先秦典籍《韩非子》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可见，中国功夫最早与“侠客”这一群体有着莫大的关系。关于“侠”的起源，说法不一。章太炎认为儒家与“侠”有关，其在《检论·儒侠》中主张“以儒兼侠”，儒家尚勇，孔子说“勇者不惧”，儒家又尚义，“杀身以成仁”，这些都是“侠”所认同的精神品质。
清代黄山寿《风尘三侠》
鲁迅则认为“侠”与墨家关系紧密，其在《三闲集·流氓的变迁》中说：“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墨家以忧患救世为己任，与“侠”在思想观念上非常接近，《淮南子》记载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另外，墨家有很多擅长打仗、专事武力攻伐的专家，墨子本人就曾凭借着自己的军事才能而“止楚攻宋”。还有学者认为“侠”起源于士阶层，先秦的士学习“六艺”，既有“礼乐”的文，也有“射御”的武，侠是从他们中间脱离出来的。总之，侠的起源很复杂，但可以确定的是，中国武术的两大基石就是侠义精神和习武传统。
先秦时期，会功夫的人讲求言信行果，倡导敢于为了解救别人而献身，标榜施恩而不图报，豫让、专诸、聂政、荆轲等都是这样的人。汉代则开始出现分化，一部分人依旧保持着传统的武侠精神，扶危济贫，不计自身得失，如郭解、剧孟等；一部分人则开始走向豪暴，仗着武艺而作恶，成为了匪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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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以前，习武之人要么充当门客依附于权贵，要么将习武作为晋升的途径。到了唐代，“义”被看作是行武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精神品质。宋明时期，习武之人仍以“忠孝节义”为主导精神，但有了自己独特的栖身场所——“绿林”和“武林”。“绿林”本是一个地名，西汉末年，王凤等人聚集在绿林山中对抗当时的王莽政权，宋代起有了“绿林好汉”的提法。至于民间“武林”的形成，则是为了抵抗异族入侵、维护社会治安，他们遵守公共秩序，承认官府的权威。总之，无论身处“绿林”还是“武林”，“江湖义气”都成为习武之人最为重要的观念。
在古代宗法制社会中，一个人沦落江湖，失去家族的庇护，就必须建立新的自保机制，要么采用“结拜”等手段重建亲缘关系，要么就遵循“义”的规则互相帮衬，这就是侠义精神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非武不成侠”，中国武术有些是真实存在的，有些则是想象。武术反映的是人们对习武之人的一种期待，希望有超凡本领的人主持正义，因而武艺总是和武德紧密联系在一起。
唐代文人多佩剑传统武术没有内外功之分
习武是中国古代的一大传统，虽然后世文学作品多有夸大描写，但许多招式与兵器都有真实的历史源头。例如我们常说的“十八般武艺”，这种说法最早见于宋人话本小说《史弘肇龙虎君臣会》，但没有详说究竟是哪十八样，到了《水浒传》里，才有明确的说法，即枪、戟、棍、钺、叉、钂、钩、槊、环、刀、剑、拐、斧、鞭、锏、锤、杵等，部分是古人实际使用的兵器。
先秦时期，膂力过于常人，或者敏捷矫健的人就是武艺高强之人，他们最为主要的武艺之一是射箭。秦汉以后，剑术成为重要的武术，一些武功高手又被称为“剑客”或“剑士”，“剑”往往是习武之人的标配之一。《汉书·艺文志》有“剑道三十八篇”，这应当是秦汉时期流传的剑法。
唐代文人崇尚侠义精神，尤好剑法，大诗人李白便是一个典型代表。《新唐书·李白传》载：李白“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轻财重施”。其《侠客行》有句：“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赠从弟襄阳少府皓》又曰：“结发未识事，所交尽豪雄。却秦不受赏，击晋宁为功。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当朝揖高义，举世称英雄。”除了李白，与其同时代的崔颢，其《游侠篇》也有任侠之气：“少年负胆气，好勇复知机。仗剑出门去，孤城逢合围。杀人辽水上，走马渔阳归。”同一时期，剑也成为了唐代文人们的标准配置。古代有“左琴右剑”的说法，象征着一文一武，和武将不同，读书人的佩剑并不是御敌的兵器，而是一种象征风雅的装饰。在古人眼中，宝剑有君子之德，文人佩剑，意味着尊贵的身份和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