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〇）炎黄之争考
阪泉、涿鹿之战，《史记集解》引服虔曰：“阪泉，地名。”又曰：“涿鹿，山名，在涿郡。”“在涿郡”三字，当兼指阪泉言之。又引皇甫谧曰：“阪泉在上谷。”张晏曰：“涿鹿在上谷。”予昔主服虔之说，谓神农为农耕之族；黄帝教熊羆貔貅貙虎，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颇类游牧之族。神农居鲁，鲁邻泰山，古代农业，多始山林之间。神农号烈山，盖即《孟子》所谓益烈山泽而焚之者，谓在湖北随县之厉乡者缪也。河北之地，平旷宜牧，谓黄帝以游牧之族而居此，亦合事情。若上谷则相去太远，盖据汉世县名附会也。《水经·漯水注》：“涿水出涿鹿山。东北流，径涿鹿县故城南。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留其民于涿鹿之阿，即于是也。其水又东北与阪泉合。水道源县之东泉。泉水东北流与蚩尤泉会。水出蚩尤城，泉水渊而不流。霖雨并则流注阪泉，乱流东北入涿水。《魏土地记》曰：下洛城东南六十里有涿鹿城。城东一里有阪泉，泉上有黄帝祠。涿鹿城东南六里有蚩尤城。《晋太康地理记》曰：阪泉亦地名也。”要皆附会之说。由今思之，此说仍有未谛。《国语·晋语》云：“昔少典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贾子·益壤》曰：“黄帝者，炎帝之兄也。”《制不定》曰：“炎帝者，黄帝同父母弟也。”三说符会，《益壤》《制不定》，虽同出《贾子》，然各有所本，故谓炎黄兄弟不同，古人书率如此，不足怪也。决非偶然。然则炎、黄本同族，风气相去，必不甚远。教熊羆貔貅貙虎，不必其为实事。迁徙往来无常处，好战之主类然，如齐桓征伐所至即甚广。设或史乘阙佚，传者亦将谓其迁徙往来无常处矣。不必其民遂为游牧之族。且除此二语以外，亦更无黄帝为游牧之族之征也。阪泉、涿鹿，盖当如《世本》说，谓在彭城为是。《御览·州郡部一》引《帝王世纪》曰：“黄帝都涿鹿，于《周官》幽州之域，在汉为上谷，而《世本》云：涿鹿在彭城南，然则上谷本名彭城。”其曲解真可发一噱。《路史》亦云：“《世本》云：涿鹿在彭城。”《续汉书·郡国志》：上谷郡：涿鹿，《注》：“《帝王世纪》曰：黄帝所都。《世本》云在鼓城南。”王应麟《地理通释》引《世本》亦作鼓，恐误。《汉书·刑法志注》：“郑氏曰：涿鹿在彭城南。师古曰：彭城者，上谷北别有彭城，非宋之彭城也。”师古盖误驳。郑氏实以涿鹿在宋之彭城南也。
《战国·魏策》云：“黄帝战于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东夷之民不起，以燕伐秦，黄帝之所难也。”此涿鹿在东方之诚证。《贾子·制不定》又谓炎黄“各有天下之半”，又隐见其一在东，一在西矣。《孟子》言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驱虎豹犀象而远之。《滕文公》下。而《周书》言武王狩禽，猫虎熊羆，数至千百。《世俘》。则古者东方之地，本多禽兽之区，盖承水患之后，所谓“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也。见《孟子·滕文公》上。奄即鲁，固与彭城相近矣。《索隐》引皇甫谧曰：“黄帝生于寿丘。”《正义》云：“寿丘，在鲁东门北。”
《论衡·率性》云：“黄帝与炎帝争为天子，教熊羆貔虎，以战于阪泉之野。三战得志，炎帝败绩。”《吉验》云：“传言黄帝妊二十月而生，生而神灵，弱而能言。长大，率诸侯，诸侯归之。教熊羆战，以伐炎帝，炎帝败绩。性与人异，故在母之身，留多十月；命当为帝，故能教物，物为之使。”其所本者，与《大戴记》《史记》略同，然不必即《大戴记》《史记》也。史公言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此所谓传，盖儒家之说，然仍留神话之迹。亦可见据教熊羆貔貅貙虎之文而断黄帝为游牧之族者，未免失之早计也。教熊羆貔貅貙虎之说，或因蚩尤牛首而然，见《述异记》一条。
《史记集解》引《皇览》云：“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气出，如匹绛帛，民名为蚩尤旗。肩髀冢，在山阳郡巨野县重聚。大小与阚冢等。传言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黄帝杀之，身体异处，故别葬之。”《水经·济水注》引略同。高七丈作七尺。案《续志注》引《皇览》亦作七丈。地皆与彭城近。《路史》引《启筮》云：“蚩尤登九淖以伐空桑，黄帝杀之于青丘。”案蚩尤叛父，见《少昊考》条。空桑近鲁，疑为神农氏后裔所处，蚩尤灭之，迁于涿鹿，黄帝又灭蚩尤，而因其旧都也。
《史记》谓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又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前引《论衡·率性》及《大戴记·五帝德》，皆与《史记》所本略同，然有战于阪泉之文，而无战于涿鹿之事。《贾子·益壤》云：“炎帝无道，黄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诛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制不定》云：“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故战涿鹿之野，血流漂杵。”则蚩尤、炎帝一人，阪泉、涿鹿一役，《史记》盖兼采两书，而夺一曰二字也。《周书·史记》谓阪泉氏“徙居至于独鹿”，疑阪泉为神农氏或蚩尤旧号，涿鹿则其新居。蚩尤既灭神农氏，后裔遂袭其位号，故传者混二人为一，黄帝实只与蚩尤战，未尝与神农氏战也。《战国·秦策》亦云：“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
黄帝遗迹，又有在今陕西境者，盖出附会。《封禅书》载公孙卿之言，谓：“黄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区号大鸿，死葬雍，故鸿冢是也。其后黄帝接万灵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谓寒门者，谷口也。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髯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明明极不经之语，乃处处牵引地理以实之，真俗所谓信口开河者也。乃《五帝本纪》谓“黄帝崩，葬桥山”。《汉书·地理志》亦云：上郡：肤施，《注》云：“有黄帝祠四所。”阳周，《注》云：“桥山在南，有黄帝冢。”《武帝纪》：元封元年，“祠黄帝于桥山”。亦见《郊祀志》。盖帝王之所信，则无冢者可以有冢，而祠祭且因之而起矣。史实之淆乱，可胜道哉！《汉书·王莽传》：“遣骑都尉嚣等分治黄帝园位于上都桥畤，虞帝于零陵九疑，胡王于淮阳陈，敬王于齐临淄，愍王于城阳莒，伯王于济南东平陵，孺王于魏郡元城。使者四时致祠。”案上都当作上郡。桥畤，师古曰：“桥山之上，故曰桥畤也。”
《水经·河水注》：“《魏土地记》曰：弘农湖县，有轩辕黄帝登仙处。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之下。有龙垂胡于鼎，黄帝登龙，从登者七十人，遂升于天，故名其地为鼎胡。荆山在冯翊，首山在蒲坂，与湖县相连。《晋书·地道记》《太康记》并言胡，县也，汉武帝改作湖。俗云：黄帝自此乘龙上天也。《汉书·地理志》曰：京兆湖县，有周天子祠二所，故曰胡。不言黄帝升龙也。”此等不经之说，郦道元已辨之矣。
《渭水注》云：横水：“西北出泾谷峡。又西北，轩辕谷水注之。水出南山轩辕溪。南安姚瞻以为黄帝生于天水，在上邽城东七十里轩辕谷。皇甫谧云生寿丘，丘在鲁东门北。未知孰是也。”又渭水：“又东过陈仓县西。”《注》云：“姚睦曰：黄帝都陈言在此。”赵氏一清曰：“上云南安姚瞻，此云姚睦，未知即一人也？抑误字也？”案《路史》引姚睦云“黄帝都陈仓，非宛丘”，则睦似非误字。然谓黄帝都陈仓，要亦附会之说也。《洧水注》：“洧水又东径新郑县故城中。皇甫士安《帝王世纪》云：或言县故有熊氏之墟，黄帝之所都也。”《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徐广曰：“黄帝，号有熊。”谯周曰：“有熊国君。”案《大戴记·帝系》言昌意产颛顼，颛顼产老童，老童产重黎及吴回，吴回产陆终，陆终氏娶于鬼方氏，产六子，其四曰云郐人，郑氏也。重黎、吴回，相继居祝融之职。《史记·楚世家》言季连之苗裔曰鬻熊，实即祝融异文。其后熊丽、熊狂等，世以熊为氏。盖云郐人亦有祝融之号，或但称熊，其地遂称有熊之墟也。实与黄帝无涉。
《五帝本纪》又言：黄帝“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空桐，《集解》引韦昭云：“在陇右。”鸡头，《索隐》云：“后汉王孟塞鸡头道，在陇西。一曰崆峒山之别名。”《正义》云：“《括地志》云：空桐山在肃州福禄县东南六十里。《抱朴子·内篇》云：黄帝西见中黄子，受九品之方，过空桐，从广成子受自然之经，即此山。《括地志》又云：笄头山，一名崆峒山，在原州平高县西百里，《禹贡》泾水所出。《舆地志》云或即鸡头山也。郦元云盖大陇山异名也。《庄子》云广成子学道崆峒山，黄帝问道于广成子，盖在此。按二处崆峒皆云黄帝登之，未详孰是。”《路史》云：“空同山，在汝之梁县西南四十里。有广成泽及庙。近南阳雉衡山。故马融《广成赞》云面据衡阴。”案《路史》之说是也。近人钱宾四撰《黄帝故事地望考》，亦主是说。钱氏又云：“熊山，即封禅书齐桓南伐至召陵所登，乃卢氏南之熊耳也。《水经》：渭水出河南密县大騩山。《注》：大，即具茨山也。黄帝登具茨之山，升于洪堤山，受《神芝图》于华盖童子，即是也。”地亦于雉衡、熊耳为近。黄帝踪迹，至此已为极远矣，必不能至秦陇也。釜山，《正义》引《括地志》云：“釜山在妫州怀戎县北三里。”此又因涿鹿在上谷之说而附会。《左氏》昭公四年，司马侯曰：“冀之北土，马之所生，无兴国焉。恃险与马，不可以为固也，从古以然。”可破涿鹿在上谷及涿郡之说矣。
吾昔谓炎帝为耕农之族，好和平，黄帝为游牧之族，乐战斗，其说虽属武断，然谓炎、黄之际，为世变升降之会，则亦不尽诬也。《商君书·画策》曰：“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殁，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庄子·盗跖》曰：“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又《至乐》曰：“吾恐回与齐侯言尧、舜、黄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农之言。”《战国·赵策》曰：“宓牺、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擅杀》曰：“今足下以汤、武为不义，然则足下之所谓义者，何世之王也？则答之以神农。”皆可见炎、黄之际，世变转移之亟也。盖为暴始于蚩尤，而以暴易暴，实惟黄帝。
炎黄之争，人皆知之，然古又有谓黄帝胜四帝者。《御览·皇王部四》引《蒋子万机论》曰：“黄帝之初，养**民，不好战伐，而四帝各以方色称号，交共谋之。边城日惊，介胄不释。黄帝叹曰：夫君危于上，民安于下；主失于国，案失同佚。其臣再嫁。厥病之由，非养寇邪？今处民萌之上，而四盗亢衡，递震于师。于是遂即营垒，以灭四帝。向令黄帝若不龙骧虎变，而与俗同道，则其民臣亦嫁于四帝矣。”《万机论》非可信之书，然《孙子·行军》篇云：“凡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则其说自有所本也。惜其详不可得闻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