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经籍
秦世焚书之令，未必真能尽天下之书，已见第十九章第三节。刘歆移大常博士，谓汉兴天下惟有易卜，未有它书，乃不审之辞也。或其时王室藏庋甚微耳。《汉书·艺文志》曰：“秦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叹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臧书之策，如淳曰：刘歆《七略》曰：外则有大常、大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廷阁、广内、秘室之府。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对儒家之书言。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大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成帝纪》：河平三年（前26），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谒者陈农使，使求遗书于天下。师古曰：言令陈农为使。下使，使之求遗书也。窃疑以陈农为都使，其下当更有分使。不然，一人安能遍行天下邪？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最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事亦见向、歆本传。《叙传》云：班斿与刘向校秘书。《后汉书·苏竟传》，言王莽时与刘歆等共典校书。今删其要，以备篇籍。”盖至武帝之世而藏书稍备，成、哀以后而校理始精。《班志》大凡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此数诸书颇互异，顾实《艺文志讲疏》曰：《论衡案书》：六略之录，万三千篇。沈钦韩说：辑略汇别群书，标列恉趣，若志之小序，实止六略耳。《广弘明集》载《梁七录》引本志，二百作三百。总核前载家数，多八十一，篇数少九百九十四。又载《七略》曰：书三十八种，六百三家，一万三千二百一十九卷。较班《志》多七家。班自注入三家，省兵十家，足以相证，而篇数则难考。《隋志》误言七略大凡三万三千九十卷，《通考》同。《旧唐志》复言《汉志》载三万三千九百卷，不足论矣。然总可见汉世王室藏书之大概也。
后汉藏书之处，时曰东观。《后汉书·安帝纪》永初五年（111）《注》曰：《洛阳宫殿名》曰：南宫有东观。和帝尝幸东观，览书林，阅篇籍，博选艺术之士，以充其官。《本纪》永元十三年（101）。安帝时，和熹邓皇后秉政，博选诸儒刘珍等，及博士、议郎、四府掾史雠校。见《后纪》。事在永初四年（110），见《纪》。刘珍见《文苑传》。事又见《宦者蔡伦传》。历代名儒，从事校雠者甚多，如窦章、融玄孙，见《融传》。贾逵、班固、马融、蔡邕、皆见本传。融又见《刘珍传》，邕又见《卢植传》。卢植、本传。马日、杨彪、韩说、皆见《卢植传》，《三国志·袁术传注》引《三辅决录注》：马日与杨彪、卢植、蔡邕等典校中书。孔僖、本传。傅毅、《文苑》本传。刘、见《刘珍传》。高彪《文苑》本传。等是也。《儒林传》云：“光武迁都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自此以后，参倍于前。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滕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道路艰运，复弃其半矣。《王允传》：董卓迁都关中，允悉收敛兰台、石室图书、秘纬要者以从，既至长安，皆分别条上。经籍具存，允有力焉。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此东京图籍聚散之大略也。
魏之三祖，皆好文章，其所采集，当较广博，惜史无可征。《三国志·蜀志》云：先主定蜀，承丧乱历纪，学术衰废，乃鸠合典籍，沙汏众学。许慈、胡潜，并为博士。与孟光、来敏等，典掌旧文。直庶事草创，动多疑议。慈、潜更相克伐，谤忿争，形于声色。书籍有无，不相通借。《许慈传》。可见其所藏之少矣。东吴孙休，颇称好学。尝命韦曜依刘向故事，校定众书。亦有东观。孙皓时华核尝为其令，皆见本传。
汉世藏书，亦颇秘惜。《汉书·百官公卿表》：元凤四年（前77），蒲侯苏昌为大常。十一年（前67），地节三年。坐籍霍山书泄秘书免。师古曰：“以秘书借霍山。”顾亭林曰：“师古说非也。盖籍没霍山之书，中有秘记，当密奏之，而辄以示人，故以宣泄罪之耳。山本传言山坐写秘书，显为上书献城西第，入马千匹，以赎山罪。若山之秘书，从昌借之，昌之罪将不止免官，而元康四年（前62），昌复为大常，薄责昌而厚绳山，非法之平也。且如颜说，云坐借霍山秘书免足矣，何用文之重辞之复乎？”案顾说是也。观东平思王求书不与之事，见第五节。可见汉世之秘惜，多属无谓。然臣下之得受赐书者，则为异数矣。《汉书·叙传》言：班斿与刘向校书，每奏事，斿以选受诏进读群书，上器其能，赐以秘书之副。时书不布，自东平思王以叔父求大史公诸子书，大将军白不许。案成帝赐班氏者，恐亦不能甚多，《叙传》乃班氏自夸之辞，不足信也。《后汉书·窦融传》：光武赐融以外属图及大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传》，此乃意存风谕。章帝赐东平宪王以秘书列仙图、道术方，则为异数。明帝赐王景以《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亦非常典也。是时惟《五经》刻石以共众览，已见第二节，《三国志·明帝纪》：大和四年（230），诏大傅三公以文帝《典论》刻石，立于庙门外。
《汉书·景十三王传》曰：“河间献王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当时献书，多有赏赐。《后汉书·孔融传》：魏文帝深好融文辞，募天下：有上融书者，辄赐以金帛。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此文疑有窜易，非《班书》本文。古“有”“或”同音相借，二字连文，显非古语。下文辞尤错乱，《老子》岂七十子之徒所论邪？然河间、淮南藏书最富，则无足疑也。《后汉》私家藏书，当以蔡邕为最多。《后书·列女传》：曹操问邕女琰曰：“闻夫人家先多坟籍，犹能忆识之不？”琰曰：“昔亡父赐书四千余卷，流离涂炭，罔有存者。今所诵忆，裁四百余篇耳。”《三国志·钟会传注》引《博物记》云：蔡邕有书近万卷。末年载数车书与王粲。粲亡后，相国掾魏讽谋反，粲子与焉。既被诛，粲所与书，悉入王业。《王粲传》：粲徙长安，蔡邕见而奇之。时邕才学显著，贵重朝廷。常车骑填巷，宾客盈坐。闻粲在门，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状短小，一坐尽惊。邕曰：“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可谓有大公之心矣。魏武帝破南皮，阅王脩家，有书数百卷。向朗年逾八十，犹手自校书，刊定谬误。积聚篇卷，于时最多。亦士夫之好收藏者也。魏武帝破袁绍，尽收其辎重、图书、珍宝。见本纪建安五年（200）。吕布之破也，大祖给众官车各数乘，使取布军中物，惟其所欲。众人皆重载，惟袁涣取书数百卷、资粮而已。《三国志》本传《注》引《袁氏世纪》。则虽军中亦有图书，可见好尚者之众。然无书而口相传授者仍甚多。《三国志·贾逵传》云：自为儿童，戏弄常设部伍。祖父习异之，曰：汝大必为将率。口授兵法数万言。曹操欲使十吏就蔡琰写所忆书，琰缮送之，文无遗误。其所孰诵，亦不少矣。《后汉书·王充传》云：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荀淑传》：孙悦，家贫无书，每之人间，所见篇牍，一览多能诵记。亦以其时习于口耳相传，故其记忆之力特强也。班固被召诣校书郎，弟超与母随至洛阳，为官佣书以供养。先主遗诏敕后主曰：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三国志·先主传注》引《诸葛亮集》。刘梁少孤贫，卖书于市以自资。《后汉书·文苑传》。阚泽为人佣书，以共纸笔。此皆当时所谓写书者。印刷未兴，移誊非易，此稸书者之所以难也。
《三国志·魏文帝纪》曰：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杨俊传注》引《魏略》云：王象受诏撰《皇览》。从延康元年（220）始，撰集数岁成，藏于秘府。合四十余部，部有数十篇，通合八百余万字。此事盖以象为主，而桓范、《曹爽传注》引《魏略》。刘劭，亦参与焉。《陈群传注》引《魏书》：正始中，诏撰群臣上书，以为《名臣奏议》。此为官纂书籍及编类书之始。《后汉书·张奂传》，奏所定《尚书章句》，诏下东观，则私家著书之呈进者也。
爱好古物之风，亦始于汉。梁孝王有雷尊，直千金，戒后世：善宝之，毋得以与人。《汉书·文三王传》。河间献王得善书，必写与之而留其真，则亦不徒好其书矣。然作伪及附会之风，亦已萌蘖。《后汉书·窦融传》云：南单于于漠北遗宪古鼎，容五斗。其旁铭曰：“仲山甫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夫苟仲山甫物，何繇而入漠北邪？《光武十王传》：建初三年（78），赐东平王苍及琅邪王京书曰：“今鲁国孔氏，尚有仲尼车舆、冠履。”《注》云：“孔子庙在鲁曲阜城中。”伍缉之《从西征记》曰：“鲁人藏孔子所乘车于庙中，是颜路所请者也。”《钟离意传注》引《意别传》曰：“意为鲁相，到官，出私钱万三千文付户曹孔訢修夫子车身。入庙，拭几席、剑履。男子张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怀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教授堂下床首有县瓮。意召孔訢，问其何瓮也？对曰：夫子瓮也。背有丹书，人莫敢发也。意曰：夫子圣人，所以遗瓮，欲以县示后贤。因发之。中得素书。文曰：后世修吾书，董仲舒。护吾车，拭吾履，发吾笥，会稽钟离意。璧有七，张伯藏其一。意即召问伯，果服焉。”车而知为颜路所请，已奇矣。瓮中素书，不尤极吊诡之致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