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庙上搬到新宅的三个伤病员分别是陕西、湖北、河南人,被那些好事者称为“三省户”,连刘保山这个山西人,一所宅子住着四个省份的人,没有几天新宅就被那些好事者称为“四省院”,也就是说一个宅院住着四个省份的人。
叫了几十年“新宅”的刘家买的栗家的四合院被“四省院”这个新名词覆盖了。
四省院的伤员在战场上伤的不是那么重,一个陕西的名叫黄淘,是太岳纵队的战士,左腿被子弹打穿,做了手术,腿上缠着绷带,每天夹着拐杖在新宅出出进进,年龄大概三十左右,他已经跟村民混熟悉了,性格外向,每天不沾家。
一个是湖北的小伙子,名叫孙文盛,也是不满三十的样子,是冀南纵队的,班长,右臂被炸断了一截,每天在新宅里练习左手干活、写字。
一个是河南的,太岳纵队战士,名叫宋琦,数他年龄小,刚刚二十出头,头上缠着绷带,看上去他伤的最重,其实他是被弹片、土石炸晕的,听他讲述他是被埋在土里刨出来的,医生开刀将头上的弹片取出来,现在已经基本康复。
他们来到新宅安居后,农会从妇救会给派过一个会做饭的妇女民兵,名叫张小梅,每天三顿饭做给三个伤病员。
从前线下来的伤病员伤好后,部队已经开走了,他们随自己的意愿想去找部队就去找部队,想在本地留下来,就给他们在这里安家落户。
当地农会为了支援解放,安抚那些伤病员,使他们有个好的归宿,这也是在支前,是当时农会的一项光荣任务。农会还鼓励当地妇女跟伤病员们结亲成家。
四省院的三个伤员老家都没人了,在那里落户也一样,在这里还能得到老百姓的亲睐,把他们当做是功臣,谁愿意回家呢,再说老家现在也正准备开战,这里是解放区,生活有农会照顾,还能成家立业,何乐而不为。
自从三户伤病员搬进新宅,刘保山跟刘保贝就没有回县城,县城的生意有雇员在照料,现在解放了,不是以前日本人在的时候了,事事都得操心。
再说了,日本人逃离县城后,他把店铺大部分都支援了上党战役,以弥补他这个伪商会会长给自己带来的过错,尽可能让**的政策对他的这个汉奸进行宽容。
安置了三户伤病员,使刘保山又一次在良心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安抚,他就是想要自己走到一个合格公民的原点,甚至再更好一些。
他清楚,这里解放了,不是国民党更不是日本人的天下了。他真的跟他父亲刘福禄一样,有一种运筹帷幄的长远打算。
每走一步他都要小心翼翼地让农会说他好,只要农会说他是好人他就是好人,现在他不在乎有多少钱多少粮,有钱也得捐出来,大家一块花,有地你得捐出来,大家一块种。
三省户搬进新宅没多久,农会就让刘保山去领地,他在遥镇下户了,等于是遥镇的人了,在这里生活就得有地种,虽然他在河口庄也有自己的地,但是现在是在遥镇落户了,落户了就要给分地。农会提出:“耕者有其田”,不管是外来户还是本地户,一律平等。
三省户也分别分上了田地,他们是解放功臣,他们的地都是上等地,这也是等于农会在做支前活动,让前线的战士们放心,他们有群众的支持,当地农会就是他们的坚强后盾。
赤隆韬是公派到遥镇担任农会主席的,他也是在解放县城的战役中挂了彩被留在地方,部队开走了,他被区府安排在遥镇。
按民国时期的行政区划,他的那个小庄子属于遥镇主村管辖,母亲焦翠花已经年迈,还需要他照顾。
父亲赤岗跟了阎锡山后在省城又成了家,现在可能还在省城,他们父子已经中断关系好久了,原因就是他随二十七军新兵营投工“叛变”,父亲还因为他的叛变受到处分。
母亲焦翠花就有妻子任仙子照料,婆媳两个一起生活。
刘保山在遥镇化成分被化为雇农,要按他在河口庄化成分必定被化为地主成分,这却是他没有想到的。
因为按照农会对家庭成分划分的标准,如果家庭拥有土地,家庭成员不参加劳动,只依靠地租收入或雇佣农工耕种,就是属于不劳而获的“地主”,家中多余土地就要被没收分给其他农民,只留下自行耕种所需要的土地。
如果他化为地主就是属于被打倒的家庭,其子女就会被禁止一些销售政策待遇。
如果家庭拥有土地,尽管也收取地租或雇佣,但是自己和家庭成员跟雇员一块参加劳作,就是为“富农”成分,多余土地也要被没收,但不属于被打倒的家庭。
家庭有土地的,但基本是自给,不雇佣不收取地租,属于“中农”。中农还要分“上中农”、“中农”和“下中农”。
如果家庭在农忙时也雇佣临时工,要算取雇工与自己全家劳动所得的比例,叫做“剥削量”,剥削量超过百分之二十为“上中农”,属于不被依靠的对象。低于百分之二十为“中农”,属于“团结对象”。
如果家庭收入不足,尚需出外打工,为“下中农”,属于被剥削的依靠对象。如果家庭只有很少土地,主要收入依靠打工,为“贫农”。如果家中没有土地,完全依靠打工为生,为“雇农”。
“雇农”、“贫农中农”在当时属于农会里的主要骨干。
刘保山划分为雇农后,不知道谁揭发他是一介商人,老家也有土地,还担任过伪商会会长,不能划分为雇农。
刘保山到农会辩解说他家的地是父亲的,他虽然在县城经商,可他是积极捐款给上党战役的唯一商户,再说他在担任伪商会会长期间曾经秘密给**八路军搞粮食日用品还给八路军购弹药等等,办了许多好事。
赤隆韬跟他说:“这些你得到上面弄个证明过来,凭嘴说不行。”
分地的时候栗旗书来了家一趟,按政策界定他家被化为地主成分,现在栗旗书被调黎城担任县公安局政治指导员(政委),他说:
“是地主就是地主,有革命的地主,也有反革命的地主。只看成分问题不等于说你就是该斗争的坏蛋,只要你为国家做了好事,那本帐里都给你一笔一划地记着。”栗旗书道。
听了栗旗书的话,刘保山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回了一趟壶关县府,把该证明自己的东西都拿回来交给农会。
最后,刘保山在遥镇化了个中农成分。他虽然没地,但是他县城有生意,不是一无所有的贫雇农,起码他还有帮他站柜台的雇佣。
中农就中农吧,总比地主富农强,只要在“贫下中农”的队伍里,他就能踏踏实实在遥镇居住。在他的脑海里至于划分成分并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父亲的正堂上那两个大圪洞(储粮木柜子)下面的三个空罐罐。
三个空罐罐里面要装多少金银财宝呢,就按最低的铜钱算,父亲临终前都不会花掉那三大罐子的铜钱,若是银子呢?再别说金条首饰之类了。
父亲不可能把这三个罐罐里的东西都交给二嫂三嫂吧,他也不是突然去世的,他在临终前一定是有了准备。
在新宅里住的这一段时间里,他还走访了遥镇的老一茬人,听他们讲述了父亲刘福禄初进遥镇在新宅落脚时候的情景,讲述了栗永禄为何将新宅卖给了父亲。
栗永禄的父亲是个什么情况,还讲述了他的堂叔栗四是怎么死的。虽然都是一些不能够确定的传说,但都不能是空穴来风,无风不起浪,有风就有浪。
他连父亲跟母亲的那一段离奇的姻缘都听了个透切。虽然他是后来的母亲生的,但是他都为父亲跟前任母亲的遭遇感到由衷的羡慕。
自从叫来妻子刘宝贝,他的那个从楼口处顺着楼梯忽然走下来一个红颜婆婆,手里住着一根拐杖,头上戴着一顶黑色毡帽,那毡帽上镶着许多明晃晃的银扣子,脖子上挂着黄灿灿的金链子,又像道士的佛珠的梦也没有了。
说来也怪,他何能梦到明晃晃的银扣子、黄灿灿的金链子、道士的佛珠呢,都说梦是白天的优思,他也没有优过这银扣子、黄灿灿的金链子、道士的佛珠,难道梦也有它的灵气?
红颜婆婆手里的拐杖点着楼梯“咯噔咯噔”地响,忽然那个红颜婆婆变成了他的父亲,指着他的鼻子骂:“你个败坏祖宗的汉奸,你个吃枪子的汉奸……”
父亲拿着拐杖朝着他的头打过来。
他想跑又觉得跑不动,父亲就要追上他了……
他睁开眼,感觉是怀里的妻子在用手使劲地捏他。
那响声又出现了,“咯噔咯噔”。